有一个哲学家曾批评黑格尔的哲学说:世界那么复杂，现 象如此多变。而这位德国大师的哲学体系，竟把充满矛盾的宇 宙，解释得这么富于逻辑性 这种哲学可能近乎"真实"吗? 这段驳论用来批评儒家世界观也同样适合。在人生的丰富 内容中，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无疑很有份量，但用它取代一 切，则是不现实的；用它规范一切，则极易导致文化与社会的 僵化。

   当儒家仅是一个学派时，这种偏执心理的危害尚不显著， 当它作为大一统的官方教条后，就以单方面的"理性"压制力 量，迫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趋于进一步分裂。儒家式的说教 因其普遍的滥用而沦为谬误。

   "灵魂分裂"的第一种表现是名实暌离、表里不一。汉宣帝 有段名言说，汉代统治者惯用"礼表法里"、"王霸道杂之"的统 治权术，以确保自己的统治利益。但在宣传上却是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他们宣传的，恰恰是他们不能做到的或不想真正花 气力去做到的。统治者的这种两面态度，迫使具有各种思想背 景的知识分子，为求擢任，不得不掩饰内心活动，而以儒家正 宗相标榜。其恶果之一，是弱化了人们吐露自己真实思想的勇 气，造成表面上"舆论一律"，实际上同床异梦。争权夺利的各 方势力，却以"不道德"的罪名互相攻讦，而以"卫护道德"来自 我标榜。他们是文化心理上的"同盟军"，共同致力于掩盖矛盾 之症结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冲突。

   "灵魂分裂"的第二阶段更深刻．更有决定性:每一知识份子都一 律接受儒家教育，并遵其教诲去"做人"。"做人"成为中 国社会一项专门的技艺，对群体的社会规范养成奴性的顺 从。人类本来生而有别，诸如生理的、心理的、时代的．文化 的、社会的、阶级的……差异。但"做人"的目的却在于制造一 大批标准化的、圆滑的社会零件，其结果，却造就了一大批灵 魂分裂的人。

   众多类型的知识份子为求通达，不得不以模仿和自我抑制 为天职，去做同一种人。他们用同样的词藻和方法，来表达自 己不同的天性和要求。以近似的形式，来寄寓不同的精神。结 果是许多人表面上"谈得来"，实际上答非所问----不能沟通真 实的思想。更多的人在"处世"时是一番面目，而在独处时则另 是一番面目。他们并不是权术上的两面派，而是人格上的双重 构造。

   诸葛亮是这种"灵魂分裂"的一个典型。他以儒家的道理处世、 治国，但却以道家的面貌和态度来陶冶自己的性格。他效忠于 蜀汉，奔命于乱世的军旅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手 里却摇着一把象征着出世与"瞻泊"的羽毛扇。他在行为上，以 道家式的隐士姿态卧于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 诸侯"，但当刘玄德亲临寒舍，"三顾茅庐"之后，他内心中儒 家式的感恩心情和责任感就苏醒过来，灵魂中的入世一面盖过 了出世的一面。他的生平富于象征意味，他离开恬静的隆中"卧 龙岗"时年仅二十七岁，历经二十七年的艰辛奋斗，五十四岁上 "出师未捷身先死"，卒于五丈原的营垒之中。

   他的前半生，道 家色调居主流，读兵书、学韬略，只是支流；后半 生儒家色调居主流，追求"瞻泊"与"宁静"只是末节。他晚年所 作的《诫子书》(相当于遗嘱)，正是典型的"内道外儒"的混 合产物。凡此种种，都是为了适应那个法纪荡然的"乱世"而产 生出来的矛盾心理。它自相矛盾吗?可是生活本身不就充满着 矛盾吗！心理的"分裂"，正是社会分裂的折射。

   自汉以降，尤其是魏晋以降，中国知识分子都以儒家的道 理兼济天下，以道家的心情独善其身。他们具有典型的"双重 人格":顺利时，积极有为，奉孔子的言论为"圭臬"，挫折时， 消极避世，奉庄子的哲学为"真宰"。"双重人格"导致信仰不坚 和玩世不恭:既然孔子和庄子相互矛盾的人生理想可以并存于 一个心灵，则表明人们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他们，而是完全采 取了实用的态度。

   这种倾向，在晋代经典思想家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喻 蔽篇》中，曾有明确的阐述：

   "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 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病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 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生而已。岂可诣者 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

   显然，这里关心的只是实用效果，原则因事而异，方向随 时变化。况且方法不拘一格，只见目的，不限手段。

   葛洪的片断言论如此，验之于其整个理论体系更为显著。 在他身上，文化心理的"灵魂分裂"状态有增无减。他是所谓 "神仙道教"的创始大师，但又是"经世致用"的社会活动家。他 的传世之作《抱朴子》，依据这种双重人格，分为"内"、"外" 两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 之事，属道家，共二十篇。《外篇》则畅言"儒术"，共五十一 篇。分别论述政治、批评风俗、研究学术、探讨人生修养等问 题，是"入世"一面的写照与总结。

   这种心理分裂，两千年来逐渐定式为传统。明清以来， "居士佛学"的特别发达即以此为背景。清末维新党人、戊戌变 法死难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社会思想十分激进。但其内 心，却对出世的佛学有极深的爱好，佛教的悲观主义，也渗透 着他的人生观。但这并不妨碍他最终又走上了儒家式杀身成仁 的入世、献身之路。

   这种奇特的矛盾，纠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国的文 化人，很早就是"相对论者"了。"两面神思维"是现代一个心理 学名词，它指的是一种可以同时射向两个相反方向的思维方 式。但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人士，早就不新鲜了----"两面神 思维"是他们反对新事物的有利武器----当新思想崭露头角时， 不去注意它的新颖和独创性，而是首先指责它的独创中不合于 传统观念的"缺陷"，而它的独到、新颖也可附会成"古已有 之"。总之，新东西的价值最多只是"相对的"，新事物即是不 完善的、有缺陷的不实之物；新思想即是偏颇的、怪诞的异端 念头；新创造被视为"标新立异"……凡此，都无疑威胁着我们 民族文化的健康成长。

   相对的观念，两面的思维，对打破绝对观念和独断论的束 缚，不无裨益。但时时相对、事事中庸、处处"两面神"，显然 不利于扶持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不利于各种新思想的成长。

   新文化的生长，有赖于强烈的"方向感"。这方向不是永恒 的，也非完美得"象真理一样"。但它有助于激发心理动力，因 而有利于文化的生长----这是深受传统文化心理潜移默化的我 们，应予了解、应予克服的。当中国文化心理克服了自身的 "分裂状态"，而获致明确的方向感时，伟大而丰盈的创造性灵 感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成为新文化的使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