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遍布全球的内陆式伦理社会中，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最为 彻底世俗伦理的形式。它采取了直接的人文形式，而非间接的 神权形式。尽管它在本质上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和个性，与希 腊式的人文主义、现世主义有方向上的不同----但却摈弃了古 代世界通行的神权政治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文化 心理分裂的结果之一。

   中国古代的"礼教"文明，是"内陆防范型文明"社会的典型产物。 礼的根本作用，即在于"防"。《札记·坊记》开篇明义地 写道:"君子之道，辟(譬)则坊欤？坊(动词，同防，意为 提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 德，刑以防淫，命以坊欲。"作者用"坊"来比喻自己心目里民 族传统中人类的防范心理。"坊"作动词解，有规范、遏制、固 定的意思，但无扩张、刺激、变更之义。

   从精神实质上说，"坊"是消极的，是防范型社会的理想。它把 "防范恶"置于"开拓善"之上。它认为:"恶"是不能用"善"来抵 消的。"恶"一经铸下，便无可挽回。因此"防范恶"成为最高的 理想。至于善，相形之下反倒显得可有可无了。善，仅仅被理 解为无恶之境。

   "坊"，把"不足"当作最大弱点，是求稳妥、怕冒险的心态在作 祟。而当旧心理看见新事物时，首先是注意到它的"不足" 因为新事物的"不足"总是更多----人们的心理对它感到更不习 惯。"不足"之外，最大的毛病被认为是"逾"，即超越既定的规 范、方针。干份外事是"逾"，走新路也是"逾"，凡此种种，都 属"恶"，都在防范、抑制、杜绝之列。

   这样一种老态龙钟的价值观，扼杀了文化的生机。它无孔 不入地浸逼到人的灵魂，斩尽杀绝一切萌芽。它在古代的体系 神话中，已有早熟的老化表现，这就是中国神话中特别强烈的 伦理至上观，以及恪守正统的古板思想。如原始的"天命"思 想，本来不无许可．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积极精神，但由于它 并不具有海洋式多元文化的内涵，由于它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终于在封建社会走势、僵化的总趋势中，日趋泥古，成为正统 思想的堡垒。"天命"，成为既定秩序的辩护士。"天命"，坠落 了。"天子"，被专制暴君窃取为专用代词，它朴素的内质 已被人遗忘了。

   《书经.大禹谟》(伪书，但不乏传说内容)，有一段话宣布了 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其代表性不亚于《礼记.礼运》篇里的"大 同"论: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稽于众，舍己 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嘉言罔攸伏" ----"似乎近于"言论自由。 "稽于众，舍己从人" ----"近乎"广开言路与民主政治。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 ----"近乎"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的思想。 "惟帝时克" ----指出这一理想合乎自然规律，是在"上帝"庇佑 下实现的。好象"很接近"西方式的社会理想，甚至等于基督教。

   然而，其中"野无遗贤"之说，却泄露了中国道统伦理社会的天机。 这句陈套，几千年来反复出现、并变奏于各种繁多的社会政治著 作、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成为对专制"政治清明"的最高 赞颂。但它背后，却隐藏着独裁政治的文化一元论。

   "野无遗贤"、"礼贤下士"，是说要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朝 庭里，其动机与其说是珍爱才智、宏扬拓展文化，毋宁说是为了 稳定统治者的秩序----控制一切有活力的人。这样，即便汇集了 各方人才，但把他们充塞到刻求一律化的朝庭，实则更为彻底地 堵死了文化多元发展的通道，是对文化创新的"釜底抽薪"。

   这一神话式的社会理想，很可能是对西周"学在官府"制度的回味。 所幸，这个网罗才智烩于一锅烩的计划，实行起来不免打了很大的 折扣，否则中国文化早就面临"大萧条"了。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巨 人----诸子----的活动正是基于对这一理想的破坏。诸子的"恶"， 促进了先秦文化的大发展。

   由这基本的歧异入手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理 想与近代社会理想相去遥远。它是典型的防卫型理想，"把各种 见解和贤达之士内缩于宫廷，通过社会慈善的姿态来凝聚国 力，而不以创造力开辟文明的领域，以外扩的热情到异地去搜 寻实力。

   古代中国上层文化的这些特性，是其生存处境的特定产物：

   "关于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 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 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 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 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 严寒之间变换。"

   （阿 . 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册，第92页）

   气候和地势对神话与文化民族精神的影响，不限于"色调" 一类的皮相，而足以促成某种"气质"。说到底，人的生产活动 是针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包括气候、地势等地理因素) 而发的，而人的经济生活方式，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交 叉作用的制约。

   隋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个重心一直座落在华北平 原、黄河中下游流域。隋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但 政治军事中心却滞留在北方，且不是洛阳这类中部的城市，而 选择了北京这个边境战略要点。经济文化与政治军事的重心相 脱离的态势，造成了物资运输上的严重困难，肩负着"南粮北 运"任务的"漕运"(通过大运河)繁忙之至，耗费极大。但两 个重心相分离这一事实，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最大原因即在 于:自然地理的气候条件发生了严峻的变化。

   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 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 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 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投下 了长长的阴影。首先，气候的干旱和草原周期性的枯萎，迫使 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 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 侵袭，大都是紧紧伴随着严重干旱、草地干枯，牲畜大批死亡 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中亚、印度、中东、 欧洲等农耕地带，受到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 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大扩张，就是 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行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 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 其原动力却是饥饿，和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干旱使农耕人面临双重压力:

   游牧人的入侵和干旱对农业的影响。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 带的封建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 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 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 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鲜卑人继续南下， 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这些例证，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民 族斗争"只是问题的表面，实质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 争夺土地(即"生存空间")的斗争。于是中原人有不断南移的趋 势，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来进 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 耕这二元的生活。一部中国史，写满了有关两方面时而斗争、 时而妥协、时而和平共处的内容……。

   在这种意义上，"万里长城"只是中国文明五方范围内 部（中原、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游牧人与农耕人，在 历史上的临时分界线，而不是"中国文化圈的边界"。因此这条 分界也是不固定的，明代的长城与秦代的长城即南北错落相隔 一、二百公里之遥。

   鄂尔多斯草原，现在是游牧区，但考古学者，已在那里发 掘出了秦汉时代农耕社会的遗址，表明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的 历史变迁。明代长城比秦代长城靠南，并不象通常假设的，是 由于明朝的国势不及秦朝强盛 而是用一个实例说明了: 随 着华北地区的日益干旱化，游牧地带自然地整个南移。游牧与 农耕的界限----长城----因而同步南移了。

   修筑长城，因此也成为东亚农耕社会一个重要的防卫手段。 长城因此也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今天以长城命名或作商标广告 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主要有三:

   (1)长城历史悠久。2300年以来历尽沧桑，为我国现存的地面上 最大的古老建筑。

   (2)长城工艺伟大。是从月球上唯一可凭肉眼能见的人造物。 尤其在工艺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我们的祖先造出如此巍峨的 奇迹，而令今人叹为观止！

   (3)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长城的精神与我们民族内心深处 的精神相通，即"防御思想"。长城，不带进攻性质，完全着眼 于防卫。在历史上，只要入侵的游牧势力一旦离开长城脚下， 长城的军事价值就只剩下心理方面的了----它提供了一道抵御 铁蹄践踏的心理"堤坊"。

   渐渐地，在民族的内心深处，便相应形成了"长城精神"。 长城，不仅成为我们的物质象征，也成了我们的精神象征。 "长城精神"的一般特点是:长于保守，拙于进取；注重防卫 手段，缺乏出击精神；推重道德，轻视效率；安贫乐命，不冒 风险……与欧洲航海民族的"海盗精神"正好相反。

   "坊"在文化上的含义与"长城"同属"防卫型"，各自漾溢着 "防患于未然"的古老智慧。所不同的仅仅是"防"的对象:"坊" 所防在内部，用以维持等级制度，巩固统治权力和既定秩序; "长城"所防在外部，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尤其是区分不同的生 活方式、文化样式。

   长城的修筑和防御思想的胜利，合乎历史条件造成的"情 理"。看一眼地图便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区域(中 原，基本上是一片冲积平原。在面对欧亚大陆广袤、纵深的腹 地中经常喷涌出的游牧人压力时，它基本上无险隘可守。此 外，由于农耕技术的限制，它也难以去垦殖气候寒冷、干燥的 草原地带。故而，只能死死抓住已有的农耕区域这一生存空 间。这便是修筑"万里长城"的根本原因。

   在古代中国东商沿海，并不存在强大的海上文明的医力，等到 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相继东来时，我国文明的内陆气质 早已定型了。它只注意来自陆地上的危险，对海上的威胁则视 为"癣疥之患"。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曾断言，英国的 海上入侵只是小小的祸患，而陆上的俄罗斯才是对中国的根本 威胁。

   从总体看，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与古代 埃及、两河流域极为相似: 都以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为主 要生存空间；都要防卫和抵御周围游牧人的侵扰、攻击甚至征 服。在受到的压力上中国与埃及相近似。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受 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西部沙漠中的古代利比亚人(他们金发碧 眼，不象现代北非的含族柏柏尔人)。正如针对中国古代社会 的压力，主要来自北方草原。但两河流域却是一个"四冲之地"， 在它的东、北、西二面，都面临压力。历史上，两河流域曾数 易其主，各民族轮番统治不下十余次之多(从6000年前苏美尔 人、经历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 马其顿人、伊朗人直到今天的阿拉伯人)。

   古今历史上最成功地抵御了异族势力的侵略和同化的民族， 还是要属中国农耕民族。

   无论古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社会，都以宗教意识妆扮起来的 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形态不同。对于抵 抗来自游牧人的压力及征服，现世意识支配下的伦理政治，较 之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神权政治，效率更高。所以，埃及、巴比 伦的文明早已毁于异族征服，唯有中国文明得以延存。此外， 汉字的规范力量，中国政治地理上相对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 也为闭关自守创造了地缘上的条件。

   在封建时代比较单一的社会环境中，"长城精神" 完成了它"凝 聚农耕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历史使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 持久的崇奉，成为我中华民族性格中的重大要素。然而，在今天 这样多变化、高效率、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便可能自觉不 自觉地束缚我们民族积极开拓、面向未来的创新实践。

   我们民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热爱和平，这是美德。它的 基本精神是不倾向于外扩，它对保留既定之事物有坚定不移的 决心，但对开创未定之物，则持怀疑态度。这些品质，如果是 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空间中，当不致构成危害；但面对当前 世界历史上此起彼伏的文化、经济的广泛交流，和政治、军事 的扩张浪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的冲击，我们又该如 何?

   在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中，总愿过着"长治久安"的生活，把平 平安安视为最大的幸福。这固然与几千年来缺乏法治、刀兵战 乱、异族入侵等重重灾难有关，但是否也有精神上的老化倾向?

   征服空间、控制外在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要有效地实 现它，必先控制和征服自己的惰性。对新事物持畏惧、怀疑、 反感的态度，而习惯于墨守陈规，这是精神上老态龙钟的表 现。这种老化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而是伴随着封建社 会文明的日趋没落而逐渐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之中！

   现代的世界，是推崇科学、技术、效率、力量的动态世 界:它要把握"现在"。与此相反，在我们民族浸染着传统文化 观念的心理深层，却是看重"伦理"、"模式"的古老静态，用经 过美化的"过去"来衡量和规范活生生的"现在"，总想求得一个 安乐窝，过安逸的生活。故而被目为一头"睡狮"。

   这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理状态，与"面向未来"的时 代精神多么格格不入；更会妨碍发现新航道的创造性活动。

   "变"----是一切事物的生命所在，"开拓"的锋芒所向，必将刺 破"防卫"的盾牌。寻求新航道的远征，即使不那么合乎传统观 念，也总比"固守阵地"更切实际----因为这是向前的出路!

   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变的时代和多样的挑战，而对神话与民 族精神的再思考，有助于负荷着沉重历史负累的民族，轻装前 进。长城精神有它历史上积极的一面，也有它现实中消极的一 面。因此，对它反思、扬弃，让一种新的精神振兴中华，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全书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