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985年12月）浏览杂志，翻到了一篇评论文章《当代文学中的 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曲)随感录》（《读书》杂志 1985年11期)，此文不长，却有些特点，流露出仿佛怀古的 恋旧思绪。它吐露了一句颇能提示全文风格的话："概括无 须全面，但必须抓住特征。"作者用思想触须抓住的"当代文 学倾向中的特征"，其实是与他自己的思维特点相一致的。

一，“一位历史学家的遗言”

   "有一位历史学家临终时曾这样说过：‘文革’是中 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以及 当代中国文化和价值所面临的尖锐挑战，似乎印证了 这位先生的预言。"

   我们未能幸运地站在这位史学权威的病榻前，谛听他 对祖国未来的悲观预言。我们无缘结识他，也不知他是 否真的存在。但我们知道，象‘文革’这类文化浩劫， 并不真正"史元前例"。其实，类似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 是周期性地出现的：

   秦始皇、五胡、隋炀帝、蒙古统治者这些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 都曾祸及中国文化，甚至一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流向。但中国历 史文化的活体，却一直绵延不绝、波澜壮阔。

   如果文化、历史真会"断裂"－－仿佛社会将对短短几年一下子落到 几千年前原始蒙昧的峭壁之下，可惜的却是，这样的大悲剧还从未 发生过。说它"断裂"，只能就"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遭到颠覆 的象征性而言。即某种神圣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断裂了。 但这个麽，却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成果。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泛滥着一些消极因素。但消极、颓唐和积极、 奋发的倾向－－究竟哪个占据主流？正确的回答是后者而非前者。

   事实表明，任何社会的文化浩劫，都断裂不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流 和文化之流。更何况，"浩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以意识形态 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歼灭行动。

二，中国民族失去了灵魂？

   十年浩劫，充满了无谓的牺牲，它以此迫使人们思考。"路 漫漫共修运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少忠贞之士，在 白色恐怖中思索着民族的未来！缺失这先决条件，天安门 事件以来的新局面就不可想象。可见，如此抓住这"断裂"的 历史特征,是偏颇的。

   "那是一个断裂和毁灭的年代，一切文明和价值都被 摧毁、被扫荡、被践踏。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就 是说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

   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苟同这番宏论，在人类文化史 上，哪里有过"整个民族"一起失去"灵魂"的实例？哪怕是 仅仅一个实例！诚然，权势者蒙蔽与胁迫人民追随他们滚 入浩劫的巨流，但这并不等于"整个民族"。多少有志之士 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意识，身体力行去反抗狂潮，直至献 出生命。他们没有失去灵魂。直到今天，我们还感谢这些 "民族的脊梁"。

   所谓"整个民族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也许只是 一个象征性的提法？

   "传统文化，首先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不被打破 和崩溃，随后又降临了二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浩 劫，把本已所存无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连根 拔起，荡涤无余。而这种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并不 是集资修复几处文物就能恢复和重建的。

   这就是"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的实在意义？因此， 使作者痛心疾首的，似乎是不能"恢复和重建"断裂了的 "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这种痛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 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肯定。

三，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实践 表明，不同答案具有并不等量的可行性。而复古的，国粹 型的即对传统文化作牧歌式的怀念的答案，只有很低的可 行性。

   物换星移，逝者如川……民族生活面对的主要挑战 变了，民族的需要变了，应付这挑战、满足这需要的文化， 当然也得应变。根据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各民族的文化精 神的特性是后天习得的，它不像种族特征那样一代代遗传 下去。文化能超种族地传播，也可在本民族内部自行放 弃。文化的价值是造福于人，而并不等同于人。因此，文 化的价值恒在变革之中。文化绝不构成"本体"（"本体的 荒谬"这一提法来自对文化的误解）。文化经历着类似"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考验；任何一个民族，它所创 造、借鉴、发展过的文化，到头来，多数未能保存下来， 而是被新的需要给淘汰掉了。这是好事。否则，人们就难 免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蒙昧和"黄帝孔子"的青铜器时代。 "放弃"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至少是与创造等同。

   所谓"恢复"、"重建"的欲望，流露出缅怀传统的情感。但 是使人留恋的东西也是潜伏着危机的东西。张之洞一百 年前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差矣，学无论中 西，却只是一个“用”，被奉为“体”的道统文化， 岂可与民族争取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意志本身同日而语？

   把"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升到“体”的位置，是错误的。 把文化表现和民族生命划上等号，至少是个文化学上的病态。

四，一个新的道统观？

   中国民族的先行者们，从来不是那些为了"扭转传统 文化的困境"前去力挽狂澜的英雄。他们的"富国强兵"与 "救亡运动"是实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没有一个拓荒者甘 愿与那早已衰落的古老偶像共命运。拓荒者们，凭着对命运的 直感，知道民族的兴亡远比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 重要得多，好男儿哪肯为幻影去殉葬？

   再者，传统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文化由中原诸国 文化和"四夷"各族文化交融而成。而非来自所谓"黄帝孔 子"这样一个道统式的神话渊源。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文 化的冲击与重组，隋唐新文化终于在文化动荡中破土而 出。尔后，又经宋元明清的定向发表，才渐渐步入了僵滞 之境。这些常识人们还是有的。那么，"从黄帝孔子以来 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模糊概念， 究竟意欲何谓？显然，黄帝孔子的道统早在魏晋时期就断裂过了。 儒家式的道统观念并非真实的历史的景观。"道统"虽是程式化 理论的根基所在，但确属历史的子虚乌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是 被规定下来的，并严禁推敲－－这才是努力要使自己的民族"失去灵魂"！

   在如此不伦不类的道统观的透视下，历史成为系列退化变质： 打破－－崩溃－－浩劫－－连根拔起－－荡涤无余……好 一幅悲凉景色，真可算是邵雍式的复古退化史观的二十世 纪版。

   难道我们的近现代史没有生成什么？难道这些破坏不是 为了激发新精神的崛起吗？不错，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 "打倒孔家店"了，"传统文化"的锁链仿佛断了。但同时， 也为中华民族送来了民族主义精神复兴的左右手－－科学 与民主。中国人不甘落伍的自强自新精神，从来没有如今 这么强烈。这些难道都属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但这一"失"一"得"的比价如何，天下自有公论。

   使人担忧的，倒不是传统文化真的被连根拔 除和荡涤无余；而是它们更为善于借尸还魂。 "十年浩劫"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 倒是大大冲击了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未稳的现代文明－－ "大革了文化的命"。它并非仅是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念" 的"恶性断裂"，而是本就就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的政治痞子和武装 盲流们的暴动所造成的的文化事业的中落。

   对外开放带进了资本主义流行性文化的因子。这 让何新惊心动魄，也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思考对待。 但这复杂的全球性的现代问题，决不是怀旧、复古的思维所能解 决的。

   难道"扭转"一下"传统文化的困境"，就能抵达民族复兴的彼 岸，就能解决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没有因果关系。

   例如，把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命运作一比较，可以证明民族兴亡的关键在人， 不在传统文化。天亡我，非传统之罪也！

   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文化和制度居于统治地位，但通过一场时间短 暂、流血甚少的革命，幕府体制倒台了，以天皇名义推进 改革的维新之士，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相比 之下，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中国民族历经一 百多年的怀疑、寻求、奋斗、牺牲，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 "救中国"(决非"扭转传统文化的困境")的道路。但还没 有前进多远就遭到挫折。因此，怀疑主义在八十年代不幸兴起了。

   为什么日本民族仅仅用了三十年就做到了的，中国民族用了一百四十年 却未能做到呢？日本版图只及中国三十分之一强，人口只有中国的 十分之一，又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国，应该说它比中国更脆弱也更 容易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波。它的文明史并不很长（不 过千余年），它的文化及制度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 传统也就不像中国那么稳定。正是这种敏感的、不稳定状 态，迫使它对外来文化的压力，作出比较积极的反应。

   一八四0年，英帝国的军舰轰开了清帝国的门 户。又过了十四年，美国军舰才去扣击日本的大门。从时 序上看，现代化之花理应先在中国绽开。但一八九四年甲 午一战见了分晓，积极开放的日本，优于被迫开放的清 朝。此后五十年间，力量对比更是急转直下，小小的日本 国，竟能凭借刚刚学到手的现代化组织和技术，大 举入侵中国，并驱逐了盘踞东亚的帝国主义列强，几乎 做成了东亚霸主之梦。中、日这两个东亚传统社会的上述不同 命运，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文化"被打破－－崩溃"的大悲剧 理论去解释。因为在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 果关系。

   西化派认为只有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中国的现代化事 业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国粹派又认为只有尽量保存 传统文化，民族才能得救。从局部看，两种观点各 有道理，从大体看，它们却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赋予 "传统文化"这历史的浮游物以过大功能， 赋予它决定活人命运的超现实作用。 如后来发明的等而下之的调和论－－精华与糟粕论二分法－－ 事实上也都是赋予任何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具有的本体论地位。 传统只能通过活人的行动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传统文化，而 在于行动者对它的态度。同个文化，在不同人的把握中， 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日本的维新之士并非简单的"西化派"－－他们没有抛弃传 统，在"王政复古"的号召下、他们拾掇了"古道"，作为一 块粘附新文化、吸收新思想的海绵体。但明眼人一眼看 穿，近代的天皇制是受英国君主立宪制启发而创，决非古 代天皇制的”恢复与重建“。这恰说明，日本维新之士多么 大胆又多么巧妙地处理了他们的传统。

   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几乎白白浪费了一八四0－－一八 九五这五十五年的宝贵时间！他们是不是真的酷爱传统文 化，以致到了不顾现实的地步”非也。他们并不是书生气 十足的教条主义者。在照顾自身利益方面，他们是极其精 明能干的。对他们手捧的经典如《四书》《五经》上的关 于"仁政"和"王道"的神圣观念，他们充耳不闻，更不实 行。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反倒兴起一次又一 次的文字狱，并假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罗焚毁了 大量的古代文献。有人做过统计，表明清首领的"修书"， 比秦统治者的"焚书"，毁掉了更多的"传统文化"。他们 关心的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利益。由于害怕人民接触近代民族主义意识 和科学精神而脱离其控制权，又对八旗子弟的发展潜力缺 乏信心－－他们才突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感情，企图以 之抵挡近代平民主义启蒙精神的冲击。

   上述历史过程表明，"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成为"体"而只 是被各取所需者所“用”的。对不再能发挥与之有用的“社会效 益”的文化，资格越老，就越陈腐，越需要放弃－－从来的 掌权阶级都是这么做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传统文化"的崩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致，而且 是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过程所致。"内因"比"外因"更有决 定性，"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远在鸦片战争前几百 年，中国大一统社会和文化模式就已经老化和不思进取了。 二十世纪中叶时英国史学家阿诺尔穗·汤因比在其名著《历 史研究》中，也未敢把战胜东方文明的"伟业"归在西方文 化名下。他指出，许多遭受欧洲殖民侵略的地区，其文化 式微久矣，西方人才得以乘隙而入。

五，现代文化将在我们手中发达

   作为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民族，我们当然需要创建适合 民族新需要的文化与价值系统。但这只能是不断创造发展 的东西，而决非臆想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文化与道统 价值。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文化"，"不在后面而在前面"！ －－它不在书本上、记忆中，而在每个人的手中、细胞中和寻求 开拓的意志里，在每个人寻求发展的远征行动中！

   在这样的心灵看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并无 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个"用" 字。各种文化差别尽管诸多，但完全可以相融互补。我们 不必在"非此即彼"中抓住一个定式不放。更不必做某一观 念和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一自然法则，同样适于"道统"的命运。

   消极、虚无的态度与现代化的事业并不挠相容。但 如何诊治这并不罕见的时代病，则是分歧所在。

   是不是开出"各式各样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的药方，再拿来 尽情试验愚弄百姓一番？把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财富当作学费， 再次投入盲目的旋涡－－以满足超验的"道义责任"？讳疾忌医固 是消极，病急乱投医更是危险。

   英雄主义有具体内涵，英雄并不总是好的，神圣的东 西并不总能促进社会发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谓英 雄之极矣，可是它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

   "我宁可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大侠胡斐、袁成志。……他 们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神通广大、除恶灭邪、大 快人心的英雄梦。"

   看来何新这位金庸迷并不完全清楚，英雄，不只是一个 力挽狂澜的梦游者，更不是疯疯癫癫的小说家所杜撰的精神病患。 如果英雄只能提供"梦境"而不能在社会实践上有效－－那么，这样的 英雄越少越好。愚昧，专断，个人至上，独往独来地草菅人命：这样的"英 雄"难道我们见过的还少吗？他没有能振兴中华。

   封建时代的英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他们 古老而简单的理想已无力解决当代新颖而复杂的难题。而当今，面 对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麻烦，祈灵于旧时代的"英雄 主义献身精神"，那只能是盲目的、徒劳的、有害的，最终流于骗人的、欺诈的、 自己都不相信的。这种"英雄"的气息里，潜藏着某种鬼鬼祟祟企图嫁祸于人的东西。

   这使每个严肃的人们不禁反思，难道历史真是循环式的？难道我 们除了道统和亡灵之外，就无所依靠了？难道现代化事业 的成败不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你害怕别人捏住你的命根子不放，所以争取主动把它 出让给“英雄”？

   须知，只要我们决心对民族的未来负责，"英雄的气息"并不是永远主宰我们命运的先决条件， 我们又何须重新仰其鼻息。何须重新，何新何新。

   （原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73－482页。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