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和劳动"的双重精神，催化了一千五百年以来的 西方文化。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遍这段历史：

   公元三七0年 匈权人(曾受中国汉朝的压力被迫西迁)出现在欧洲。

   公元三七八年 西哥特人在亚德里雅那堡击败并杀死罗马皇帝。 p公元四0六年 汪达尔入侵、蹂躏了高卢、西班牙(409年)。

   公元四一0年 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劫掠罗马，蹂躏西班牙。

   公元四四九年 盎格鲁人、萨克森人、朱特人开始征服罗马治下的不列颠。

   公元四七六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遭到废勘。

   公元四大六年 克洛维一世在原罗马帝国的高卢省建立法兰克人王国。

   公元四九三年 东哥特人掌握了意大利的控制权。

   至此，享祚千年之久的罗马国家分崩离析，古希 腊罗马文明开始消亡，"中世纪"降临在西方世界…… 一千年的中世纪，在批判的理性意识审视下是"黑暗" 的。但在社会实践上，它摧毁了腐败的罗马奴隶制。在心 理模式上，为西方文明迄今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故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蛮族大举入侵的中世纪早期， 基督教会成了保存古代文化的唯一"蛹体"。安静的修道 院，仿佛成了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由于有宗教权威 的庇护，它成了四散奔命的文人学士的有效避难所。它的社 会文化功能与后期教会压制科学、思想、学术的进步恰恰相 反。时势造成的这一差别，是研习历史文化所不可不知的。 在那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时代，出现了一个传奇式 的象征人物－－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特（又译为“本笃”， 480－－543年）。

   他是个伟大的教士，出身于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努尔西亚一 个贵族世家。但他并没有作为一介纨绔子弟而了其一生， 相反，在宗教文化的领域中，他所倡导的"祈祷和劳动"， 注定了要改变欧洲文明和世界历史的面貌。

   那时，他的祖国罗马及其文明正在崩溃。在绝望中， 他转向基替教信仰。年仅二十岁，他就前往苏比科亚附近 的一个岩洞过起隐修生活，以图净化自己的灵魂。隐修时 间长达三年之久。在社会组织趋于瓦解的形势下，许多慕 名者很自然地被他吸引，前来归附。他在建立十三个教区 组织之后，南下蒙特卡西诺创建了大修道院，并奋斗了一 生，于公元五四七年在此逝世。

   在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伟大的格利高里"，540年生) 撰写的《对话录》第二卷里，我们知道了关于本尼狄克特 的一些史事。他并非一个从来没有过人欲的绝对圣徒。在 荒野的隐修生活中，有一次他回忆起过去爱过的一个女 子，强烈的感情冲动，使他痛不欲生，为了压下欲火，他 脱光衣服爬进一个荆棘丛中拼命翻滚……据说，这皮开肉 绽的创伤具有奇效："使他医治了灵魂的创伤。"渐渐，圣 名带来了尊敬和权威，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但他并不 因此而眷恋权位。有一次，只因他坚持严格的规章，修道 院僧众盛怒之下，决定用一杯毒酒毒死他。他发觉后并不 介意，只是重返荒野，再度去过孤独的隐修生活。

   本尼狄克特既有严格的要求，又充满宽恕的精神(在 中世纪这被叫做"基督精神")。一位邻区祭司曾经试图毒 死他而未成功，又派了七个赤身裸体的少妇闯进他的修 道院。本尼狄克特不愿使用武力，又怕年轻的僧众经不 起诱惑，就自行离开他创办的修道院，以使那祭司不再制 造阴谋。不久，这个祭司被坍下的天花板压死了。一个修 道士找到本尼狄克特，高兴地通报这个"好消息“，并以此 要求他重返修道院。但圣徒本尼狄克特却对死者表示了哀 悼，并处罚了那个对他人之死拍手称快的修道士。这在今 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本尼狄克特不仅是个修道士，还是文化史上创造者群 像之一员。他勤奋，又是个实干家。《圣本尼狄克特规 程》的问世，使他完成了一个欧洲文明史上的革命。他为 自己创办的修道院规定的制度条文里的双轨("祈祷与劳 动")，载起了新文化的使命。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把体力劳动看作"神圣"的知识分子。这对旧欧洲和整个旧 世界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是个革命性的打击。要知 道，甚至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是鄙 视体力劳动的死硬派。他曾宣称，奴隶不应该享受人的待 遇。

   是基督的仁慈使本屈狄克特的革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 把体力劳动与敬畏上帝联系起来；把"祈祷与劳动"相提并论:

   "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道士应当经常工 作，或做手工劳动，或阅读《圣经》。这些工作时间按 照季节安排如下：从耶稣复活节（注：约当公历四月 中旬）到十月一日，修道士应从第一小时起工作，劳 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用 于读经活动……第九小时以后继续工作，劳动到黄昏 为止……真正的修道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 活，像使徒和教父那样……

   (摘自《圣·本尼狄克特规程》)

   请注意，这是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还都普遍鄙视体力劳动 的公元五世纪时制定出来的，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早期 "使徒"和"教父"的生活，显然对此起过示范作用。

   本尼狄克特并不像后来那些掌握大权的宗教组织的教会统治 者所宣传的，只是一位苦行者、虔诚派和绝对圣徒。他是 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个致力于改造那已经毫无希望之火 的社会的人。只不过他的改革是从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的 修道院里悄悄开始的。修造院里的革命－－"祈祷与劳动" 成了新时代的口号与象征。本尼狄克特是这一运动的奠基 人。在腐败成风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晚期，劳动是 奴隶的卑贱标志，自由民（更不用说贵族、富人和特权阶 层了）是不屑于正视它的。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是古典 世界灭亡的祸根之一，也是古希腊罗马人尽管充满科学精 神，却终究发展不出工业文明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科学研究 和工业文明，都建立在尊重手工劳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 而西方知识分子的前身，或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修道士，或为工匠 出身的早期资产阶级。如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格雷戈尔· 孟德尔，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修道 士。没有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现代工业文明制度是无法 逐步成熟起来的。

   《圣本尼狄克特规程》还揭示了体力劳动在精神生活 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劳动把人从有害于精神健康的懒惰 中解放出来，而且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社会救济的后援。 美国史学家J.W.汤普逊指出，本尼狄克特修道院"把 关于农业、畜牧、园艺等罗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纪保留 下来。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开辟了无数的荒原。” （见《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上册182页）

   其结果粲然可观：一所本尼狄克特修道院，便是 一个模范田庄。他们种植庄稼，栽培葡萄，酿造大量的啤 酒、葡萄酒。并向欧洲各地开展贸易活动，甚至出海远 航。修道院的手工作坊生产响铃、铅制水管等各种产品， 以满足自身需要。教会的垦殖地，在耕作技术几乎被遗忘 的时代，把它保留了下来。他们甚至首先使用泥灰石作肥 料，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在保存农业、工业技术方面，修 造院比封建的贵族庄园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早期的修道士并不是一些除了阅读《圣经》之外就不学无 术的文化寄生虫。"祈祷和劳动"之余，每一所修造院都建 立了图书馆和手稿缮写室(印刷术一千年之后才进入欧洲 生活)，甚至美术创作园地。中世纪早期普遍的社会混 乱，使这些图书馆、缮写室、美术创作园地成了保存、绍 继古代文化的有益的温床。修道士们广为抄录、收藏了希 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献，而不限于基督教读物。许多修 道院座落在交通要道旁，设立了旅店，还负担起养路的任 务，这对于维持业已分裂了的欧洲各部的正常交往秩序， 起了积极作用。为照顾病倒的旅客，旅店里还设立了医 院，从而为近代医学和医疗系统的发达，开创了有力的传统 并准备了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历史 研究》中盛赞早期教会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正是基于上述 事实。

   近代欧洲文化以"物质文明"为重心。一般认为，这基 于对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的回应。但历史是连续的，近 代并非越过中世纪而跳跃式地展开了"古典文化的复兴"， 恰恰相反，它从中世纪继承了较之古典世界远为直接和丰富 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其中，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堪称一笔最 珍贵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否是基督教的教义的纯粹恩赐呢？ 也不尽然。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传入欧 洲的，修道院制度也因此首先兴起于近东。但埃及和叙利亚 等地流行的修道方式只有过度的苦行性质，而无明确的 劳动制度。谁越是极端地实践苦行，谁就被目为越是神 圣。本尼狄克特中止了这种过度精神化的变态竞赛，他第 一个宣布：超过教程规定以外的苦行须经特殊批准方能进 行！这就把修道士们的精力有效地纳入体力劳动的领域。 无结果的苦行，终被有结果的劳动取代了。从社会经济发 展上着眼，谁能不承认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解放了生 产力)呢！而这种革命，并非亚洲的基督教教义所固有的， 而是欧洲人的一个创造。

   不是本尼狄克特造就了欧洲人的性格，而是国民性与 本尼狄克特在交互作用中交相发展着－－西方世界早在他 之前二百年就开始出现了修道活动。但缺乏一套本尼狄克 特式的规程－－守则。多亏了这套法规，使那些并无特殊 耐力的一般僧众也能适应这单调枯燥的修道生活。《规程》 还提供了一个共同行为的准则和自治组织的基础。契约与 约法对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至此充分体现了出来。

   本尼狄克特的杰作，是基于罗马秩序崩溃的社会苦 难。社会的元秩序迫使修造院整饬内部的秩序。《规程》 于此实现了一个有效的时空交叉：古罗马与中世纪的社会 组织(时间)和东方与西方的修道方式(空间)在此融汇贯通。 本尼狄克特的规程，是富于启示力的交叉点。

   此后，西方型修造院对东方型修道院的革新，化育出一种 新的精神类型：《规程》规定修道士每天要在固定时间作 几次祈祷，内容是朗诵《诗篇》和《圣经》的具体章节， 以增进成员们之间的认同感和精神力度。在人际的对话， (而非东方式的独自一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在强化 团体精神的宗教礼仪(合唱，而非"孤吟"或默诵)中，获得 了一种超家族、超区域甚至超民族的共同精神。这比孤独 的内省和默想方式，远为社会化。再加上共同劳动、共同食 息的纽带，使得修造院这种西方社会文化的原始蛹体，获 得了东方社会所没有的自治型的组织力。这对西方工业城 市的兴起，提供了一项人际关系形态方面的原始模型。

   随着时间的流逝，"祈祷与劳动"最终化成了心理向心 力、社会组织力与经济生产力。其结果是修道院的组织形 式与生产方式，向广泛的时空不断扩散。到六世纪末叶， 大格利高里派奥古斯丁率领四十名修道士到英格兰建立修 道院的组织和产业。二百年之后，已在英格兰打下根基的 修道士势力又返回欧洲大陆内腹部的日尔曼、斯拉夫、北 欧等地，传播新文明的模式。到公元九一0年，在全欧的修 道院布"点"的基础上，跨"点"成片的大社团相继出现－－ 为以后西欧文明统一体的形成，铸造了千年之基。也正是 在这风起云涌的新潮下，五百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才得 以在蛮族入侵之后的欧洲荒原上，催发了个性觉醒的蓓蕾。

   本尼狄克特的史例表明，宗教的动机往往成为文明扩张的催化剂。

   （原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16－22页。 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