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藝術理想的模型
謝選駿
九、 藝術風格的區分及其功能
沒有人會怀疑，藝術作品的存在首先体現為風格的存在。這存在与區分這存在，并對這存在的作用給出解釋，并不等同。----前者基于感官与直覺，后者基于理性与思想。
說“風格存在的意義主要在于藝術的領域”，這种觀點恐怕不能被《樂記》所接受。對《樂記》來說，風格的象征作用，政治的意義大于藝術的意義﹔而藝術的意義終究回歸為政治的意義。它分析藝術物風格是從功能著眼的。基于這一點，禮樂型藝術不僅被目為藝術的大宗，也作為判斷藝術風格的尺度。所以它被當作典型提出來說明藝術風格的象征性：
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這与政治相通的象征作用，是從心理的象征功能上轉化而來的。社會性說到底還是基于生物性，在這一點上，《樂記》中的這段 “藝術政治論”竟与現代思想中的“社會生物學”具有异趣同工之妙。它們都承認，人的社會的、政治的存在，是基于他的生命的、藝術的存在。《樂記》不過更進一步要求反過來利用后者以促進前者，利用原生力促進派生物。這种藝術政治論，是從《樂記》的藝術心理論轉化過來的。當然，這是基于經驗的、沒有“學科意識”作為核心的藝術心理論：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是故志微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庄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鍬成狄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上述列舉的六种感召人心的風格象征在藝術心理論層面上是相通的。它們貫穿著兩層基本含義：
一，藝術風格的存在，將給接受者以特定的“生物藝術心理”的影響。
二，藝術作品的風格存在，荐本身是与社會風气和政治思潮相關的，或為回響，或為預兆----所以它必回复為某种大政治的功能。它所來自的那种代表性，也將決定它所去往的那种催化力。
風格存在對人心、對社會狀態的催化力，可以根据它的后果分為這六种：
一、志微殺，
二、■諧慢易繁文簡節
三、粗厲猛起奮末廣賁
四、廉直勁正庄誠
五、寬裕肉好順成和動
六、流辟邪散狄成滌濫。
這六种風格之被獨立地認識，在藝術理論系統的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表明，用理論之手可以或多或少地抓住藝術感受中深而敏銳的部分。它的出現，是理性与直覺，意志与体驗，知識与感覺的結合。《樂記》記載的師乙一席話，說明了詩歌樣式与風格的關系：
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此處疑有缺文）﹔
正直而靜，廉而謙者， 宜歌《風》﹔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夫歌者，直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合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師乙對至高之歌的效果理解，是“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這与《中庸》中所言之“中和”之境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頌》、《大雅》、《小雅》、《風》、《商》、這些古代詩的形式之有不同的風格，表明風格与藝術形式之間有關系。關聯之深，使同一的風格与同一的藝術形式和人性修養之間，竟然共有發生學上的同一：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手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可以依据這些奇妙的關聯，對接受者們的行為方式進行預測，并以此甄別了他們的德。而“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的命題，則出在藝術的生命功能之外，賦予風格以一層社會學的意義。
藝術----象征----風格----感受性---- 生命----行為方式，然后瑞再回到藝術：制作藝術和接受藝術。這其中，“風格”成了樞紐。
《聯想与印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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