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統治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黃河的雙重力量(孕育与破壞)， 那綿延無盡的挑戰，籠罩大地的毀滅性陰影，催生了中國民族特有的"黃 河心理"，為它塑造了多重相應的文化构造。中國人，迄今仍是不自覺地 處于這种心理的圍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們今天的自我，又 有助于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

   "黃河心理"的一個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龍。龍和許多民族神話中的至 上神祗不同。它沒有人的形体，也沒有人的精神。龍對人，是完全的异己 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國文 明，應該說是相對缺乏人道主義的。

   黃河心理和龍的崇拜，可以一分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勵了 擺脫不掉它的人們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絕境中推動 他們自強不息的創造活動。

   黃河的泛濫是沒有節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 些巨大河流，如尼羅河和兩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流域， 恆河和五河(印度河)流域等等不同，黃河泛濫沒有任何物質上的好 處，而衹造成普遍的社會災難。這种絕境中的苦難，召喚了一种憑 藉自己的力量去奮斗的現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 了一种現世主義的生活態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環境中， 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難能可貴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來人的《圣經》中，尋求神所賜予的"流蜜 流奶的地方"成為一項民族性的追求。那時，游牧的希伯來人所渴 望的樂園，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國人，沒有得天獨厚的丰美草原，衹得依靠汗水，把那 片舉目無邊的黃土原，灌注成為二等耕地。對生活在古代中國文 明環境中的居民來說，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們最終放棄了向 善的終級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倫理的生活方式。這就 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精神具有一 种真正自強不息的傾向。它拒絕把命運托付給神。

   然而，在黃河那難以控御、不守規範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強不 息畢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祭河"就成為統治 王朝一項經常性的官方活動。從那以后，祭祀黃河以至獻媚于龍 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習俗。從《史記》西門豹治鄴的故事里 我們知道，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黃河河神)的習俗，已有兩千多 年了。甚至在當代影片《黃土地》中，我們仍然看到了對于祭龍神 求雨場景的大肆表現。祭祀黃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 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為。因為風俗和宗教的根源，無 非潛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黃河，就是崇拜其毀滅性的力量;并企 圖通過人的獻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這當然体現 了人在文明無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縮，這种無可奈何的退 縮，最終衹有退到崇拜暴力權威与"惡"的套中去，以便在獻媚中求 得心理上的庇護。

   古代中國人沒有受到基督教非惡主義的"毒害"，因此，他們是 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義者"。對于不能掌握命運而衹是被命運 任意蹂躪的無權者來說，崇拜"惡"的心理，确實构成了一個偉大的 洞識。這洞識在自信能夠掌握命運的大無畏者看來，也許是虛幻 的。但它确實能為普普通通的凡人，為那些被命運控制的人們，被 惡勢力擺布的人們----提供一种安全感。這就是企圖通過与暴力 的對話甚至是与惡勢力的同化，去減輕以致消除自身的軟弱，并以 此渡過危机。

   在個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難以抵抗的黃河暴力面前，悠久的 歷史養成徹底的屈從。這一心理習慣很輕易就轉化到人對待其他 事物的態度上去：卡爾.馬克思在分析"亞細亞生產方式"時，曾深 刻地指出，興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构成 東方專制主義的經濟与社會基礎。理所當然，這一基礎也就构成 了中國封建意識形態的神話式背景:人的活動必須与"天意"結合 起來，人的歷史必須要經過超歷史的重新描繪----然后才能登上 大雅之堂。

   所以在中國，意識形態的審查是特別嚴厲的。結果，歷 史是文學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歷史;而人的現實活動，也 就順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惡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隱祕推動 下，世俗的善惡模式被神化，但卻遠遠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 因情設施的;仲裁的標尺盡在權勢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來潮，用 以衡量人間的一切。這种衡量甚至擴及到了自然現象的領域，所 以在古代中國，沒有与人事無關的科學研究。甚至連人類的技術 活動也要受到善惡要求(倫理壓力)的擺布。這樣，科學和技術在 古代中國就失去了獨立發展的机會。

   在這种"一邊倒"之下，甚至沒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為，中 國的异端根本無須審判就可以被隨意地消滅干凈。中國的异端甚至 長不到受審的標准就早已夭折了。因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無所不在， 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項無須証明的習俗。

   當然，對于社會的健全發展來說，善惡的准則，是必要的，沒有 它，社會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為規範，從而很難 避免陷于內亂。但是，中國式的善惡二分法，卻与"絕對主義"的觀 念無緣。嚴格說來，它衹是相對的：衹有空間上的一元化，沒有時間 的延續性;所以，連中國的歷法和紀元，都是因朝代而改變的！一個 皇帝一個紀元，甚至一個心血來潮一個新紀元！

   中國社會中的善惡觀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帶有對象性，它是因事、 因時而异的，它很少被時空相交的縱橫網絡給固定住(就像希腊、北 歐神話中的"命運"之網那樣絕對)，而成為一种懸念。它本身始終衹 是一個實力的範疇，從來沒有上升為一种宗教。或說，它從來衹是一 种“工具的理性”，而沒有成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絕對正義觀念，即善惡准則始終停留在工具理性的範疇 中，不是一個偶然的缺失。探討其起源，不難發現，那是被黃河的 橫暴存在，給一再否決了的。中國文化本來也許有机會形成宗教式 的、普遍而絕對的、作為本体而存在的"正義"一一這可以從它也曾 獲得了工具性善惡觀念這一事實看出一些端倪來;但是，這一可能 的發展卻在過于強大的壓力下夭折了。這一夭折，是在黃河的橫暴 所培育的“黃河心理的圍困”下，完成的。

   黃河的存在，不僅否定了絕對正義，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 的价值。因為黃河的勢力既是文明無法控制的，更是無法從根本 上予以改造的----你衹能用小修小補、見机行事去應付它所帶來 的种种問題。比方說，人們逐年增高堤壩，但卻無法疏浚河床本 身;人們可以人工開堤，把洪災引向破壞后果較小的方面，但是卻 無法正本清源、澄清黃水。這种現實，既給中國人以小處的聰明， 又使在大處顯得愚鈍。不，并不是愚鈍，而是過于聰明，從而探知 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終于放棄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 再去從事那一時一地看起來難以實現的偉大。放棄了超現實事物 的追求，結果陷在俗務与務俗中。

   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結果，聰明反被 聰明誤。人類能力的大幅度增長，是被自己的"聰明"結束縛住的! 這也許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劇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個民族迷 信机巧。

   中國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無教益，它起碼使得絕對主義、 机械主義的思維方式不行于中國。因此，在現代工業文明急速發 展帶來多重副作用的當今多事之秋，歐洲人已越來越看清絕對主 義、机械主義可能和已經包含的危害，開始推崇中國文化的傳統精 神，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洋人的這种評价卻不足以証明黃河心理 突然煥發青春了。因為這种推崇對洋人來說，衹是一种文化的引 人和互補;但對我們自己來說，追隨此种推崇卻不啻一种火上澆 油。因為，黃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雖然也是引入和互補，但卻是另 類補劑----面對變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 非僅僅工具理性型的善惡准則！這也就是倡導法治的內在要求。

   法治，不應再被視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應被尊為一种境界、 一個自在的目的。

   缺乏絕對正義，缺乏法治狀態，使黃河心理又增加了一個新的 內容，這就是"破財免災論"。 在它看來，一個生活者，奮斗者， 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損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奮斗所獲得的收益，就 顯得十分可疑。如果一個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沒有預先被折磨 得死去活來，那么他從此就會生活在不幸的陰影之下。嚴格地說， 這不僅是對失去幸福的恐懼，還暗合著對幸福狀態輕易得到的怀疑、 甚至恐懼，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惡感和負疚心理不同的。這一恐懼 變成了長期的精神擔憂，其結果是足以抵消他所獲得的現實幸福。

   勘探一下破財免災論的起源吧。 黃河在給予時，就暗合著奪走的陰謀了。黃河的給予，就体現 為它的水;而黃河的奪走，則体現為大量泥沙。是黃河的泥沙造成 了洪水泛濫。泥沙和水是攪混在@起來到人間的。人們首先接触 的是水，對泥沙所包含的危險，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對 預定的陰謀有了切身体會時，那時一切也都為時已晚……不，這不是 陰謀，這已經是赤裸裸的陽謀了！即紅太陽般的的謀略。

   黃河，遠東世界這個自然存在著的暴君，也為東方專制主義的 社會暴君提供了一個樣板，提供了一個促使人們沉默地予以接受 的典範。這個偉大的導師教導他所滋潤出來的子民說：“要想有所 收獲，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犧牲。”在此种理論指導下，有許多犧牲恰 恰是作為收獲之后的"報應"而人為攤派到世間的。這种理論，實 際上否定了人的創造能力，難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說，"創造"這一觀 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來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黃河心理看來，人生不是一种創造活動，而僅是一項有限的循環流變。 即，把犧牲改變為收獲，或者是在收獲之后得到業報。一切生活，淪為 有來則有往的循環作業，好事變壞事，壞事變好事，無休無止，一項典 型的"東方式的智慧"，就在黃河的示範性壓力下誕生了。

   然而，這种東方式的智慧，卻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現。

   它已經是國民性,而不再僅僅是病。

   這种受虐心理，是黃河的雙重性格(這种概念得自黃河對人的 兩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負面的循環----人們被迫受 到黃河母親的虐待("母親"与"虐待"的循環)，從而養成了上述的 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這种心理又反轉循回， 引導人們到生活中去尋求并發展那种習于虐待甚至愛好虐待的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們，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終 于升華為愛虐了。人們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命運，他們把 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無法更替的命運，甚至奉為一种美 德(如"能吃苦耐勞的人"這一贊譽)，從而萌發了一种奇特的奴隸性 格。而這些，在一個大無畏者看來，并不是命運，而衹不過是一种 卑賤的生活態度罷了。當然，如果我們被這种生活態度支配;那么， 這种生活態度也就成了--种無法更替的命運了。因為"態度"，將把 人帶到一种特定的處境中去。所以說，一個人的命運就是他自身！

   一個事物自身就這樣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論証。因為人們總是相 信:"事實胜于雄辯。"這意思是說，事實比雄辯更為雄辯，所以任 何雄辯在事實面前;就變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實胜于雄辯"這 一命題，卻是一种悖論，因為事實与雄辯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識、 語言不同一樣----兩個性質的事物(事實与雄辯)是無法相提并論、 确切做比的。因此我們說，一個事物是無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 無須論証的特權的，實踐經常不能成為檢驗真理的惟一准則。

   五四運動取消了統治文化的特權;現在，是取消黃河心理的特權的 時候了。對存在的論証，絕不屬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黃河心 理的受虐傾向這一存在，并不能証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們 在中國社會精神生活的實際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這一傾向的許多 証据，它們實際上也衹是這一受虐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無法 從對纏足与辮子的愛好中，証明小腳与辮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种從存在到証明(即，從事實到雄辯)的 系統循環一旦建立起來，也就成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養，從 此變得富于柔韌性。且能成功地排除萬難(即多种多樣，不合于此 循環的思維和行為)，且能進一步增強自身的合理性。人們看到自 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雜處境，無可奈何之余，把這种處 境奉為天經地義，用現代語言說，把它變成一項"客觀規律"。那 么，凡是不合于此項客觀規律的思維、行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 這客觀規律的裁判，以至懲罰。

   舉例來說，當習俗看到一個人獲得成功而又沒有吃夠足量的苦頭， 便認為他仿佛獲得了不義之財。這時，很自然的心理反應，就是要 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筆債"。也就是說，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項額 外的油水，而且，還是一項非份的、預支的油水。現在，是要他為 此收獲作出犧牲、付出"應有的代价"的時候了！

   這种態度真是對人類的諷刺，諷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創造的幻象所 激動，并受其役使。對于不了解黃河心理的受虐傾問的局外人(如 歐洲人)來說，他們可以稱此為"東方式的嫉妒"，或者"紅眼病"。 但我們卻想到，這种態度既不單單是嫉妒，更不單單是紅眼病。 因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紅眼病作為一种病態應是列于少數派之流。 可是，要求人們為成就作出犧牲的這項社會習慣，在中國卻是普遍 的，是民族的价值標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數，因此，若稱 為嫉妒或紅眼病，就是用詞不當，或是將錯就錯。 "通病"原不是病， 而是我們的國民性！

   這种用詞不當和將錯就錯，還在悄悄發揮它的社會功能呢！這就是 積极掩蓋黃河心理的受虐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萬世長存。實際 上，這也是黃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護机制----它要求保護它的獨占 地位不受外力影響，它要求它的吃人權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