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史綱》是臺灣名作家柏陽的歷史著作。由於本人手頭上沒有完整的關於柏陽生平的資料，因此對於他
的生平只能從一些零散的資料中匯合而作約略的介紹。柏陽，原名郭衣洞，一生下來母親便死去，因此似乎沒
有人知道他的確實出生日期。但在1978年他突然宣佈自己的生日是3月7日，次年又是他六十歲大壽的日子，因
此照推算他的出生日期應是1919年3月7日。柏陽在臺灣一直從事文教工作，曾在板橋中學、成功大學等學府任
教，又曾在青年寫作協會、救國團任過專職，一度很得蔣經國賞識。五十年代柏陽開始寫小說。六十年代柏陽
開始以他的雜文聞名。柏陽的雜文每用嬉笑怒罵的方式揭發社會問題。他曾在《自立晚報》上連載雜文，以淺
顯明白的語言道出小民的心聲和揭露當時臺灣政治的黑暗，贏得眾多讀者的愛戴(包括「中國原子之父」孫觀
漢博士)，因而名噪一時，有「臺北紙貴」之稱。但這卻觸怒了臺北當局。
1968年1月3日柏陽在《中華日報》家庭版中「大力水手」漫畫的對白譯稿中加入了諷刺蔣介石父子的言辭，因
而惹下彌天大禍(註1)。同年3月柏陽遂因「侮辱元首」罪名被捕下獄。經過軍事法庭的審訊後，柏陽終於被判
以「共特」罪名，從此開始了他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監獄生涯。
柏陽雖然身繫囹圄，但仍不忘著作。在朋友的幫助下，經過近十年的努力，他在獄中終於完成了他的三部史學
巨著--《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和《中國歷史年表》，合稱《柏陽歷史研究叢書》
。
柏陽出獄後，繼續他的寫作生涯。他的著作仍然貫徹著他以往辛辣諷刺的作風。他在出獄後最有名的著作應推
他所翻譯的白話《資治通鑑》和《醜陋的中國人》。
柏陽生當中國現代大動亂時期，親眼目睹遷臺前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和人民的悲慘處境。遷臺後的國民政府雖
然痛定思痛，努力建設經濟，但臺灣的中國人民仍處於政治上無權的狀況：國民黨長期「一黨獨大」 ；臺灣
長期處於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下，人民權利無太大保障；官場黑暗；國大、立監成為「萬年國會」(註2)；一
般人民仍處於貧苦之中。這些都使柏陽感覺到現代中國缺乏人權、民主。
柏陽不僅看到近代和國內的情況，他還看到更遠的。當他看到西方國家在近代蓬勃發展，終致凌駕並欺負有東
方大國之稱的中國時，他不禁想到中國近現代的積弱和不民主一定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因此他繼承了「五
四」時期知識份子的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深刻的批判，並創造了「醬缺」一詞以名之(註3)。他認為中
國之沒有人權、民主，乃至近現代中國之積弱、積貧及政治動亂、腐敗，皆和這種「醬缸」文化有關，因此在
柏陽的眾多著作或演講中，他皆有提及這種「醬缸」文化及其惡果。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也貫徹了此一
思想(下文詳論)。
柏陽寫《中國人史綱》正在他十年入獄期間，這很容易令我們想起「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
往事，思來者」之語(註4)。柏陽雖自稱「埋頭整理中國歷史的史料」及「幸而天老爺欽派柏陽先生親自坐牢，才隆重落成」，但我相信柏陽寫《中國人史綱》的目的不只是
要理一理中國歷史的脈絡這麼簡單。事實上，柏陽正要藉著對歷史的論述表達他對「醬缸」文化的撻伐。當然
在《中國人史綱》中柏陽還採用了很多與傳統中國史學有別的體例(如以公元紀年、以世紀斷代等)，但這些都
不是柏陽著史的真正目的，而是為了他對舊史學體例背後的文化觀念(如「成王敗寇」、奉承帝王)的撻伐服務
的。柏陽寫史也出於他的愛國情操，他說過「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
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時，我們仍以
當一個中國人為榮。」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柏陽由於深愛中國，因此才痛切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渣
滓，希望能有所改變。
柏陽經常自稱並非「學院派」，因此他對中國歷史的分期並沒有運用甚麼學派的理論。事實上，在《中國人史
綱》(以下簡稱《史綱》)中，他並沒有記述考古學對史前中國歷史研究的成就，也沒有對人類起源、中國民族
起源、原始人類文化成就等問題作出論述。他的歷史分期是根據文字史料之存否及可信程度而作的。據此他把
中國歷史分為「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及「信史時代」四個時期。進入「信史時代」後
，便沒有再進一步分期，而只是按照「世紀」分章節。雖然在「信史時代」後他還曾創造了「大分裂時代」、
「大黃金時代」、「大黑暗時代」等名稱(註5)，但這些「時代」只是就某一段歷史時期界定的，並不互相銜
接，不能視作完整的歷史分期。
對於「學院派」來說，柏陽的歷史分期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也是不科學的。他並沒有把傳統的神話、傳說摒
於歷史事實之外，而是把它們當做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放在《史綱》的頭幾章中。因此《史綱》的開始部分並不
如一般通史那樣，它沒有考古發掘、石器時代人類文化水平的描述，而是中國傳統的神話故事、傳說。有時他
還把一些傳說中的年代、人物、部落等說得言之鑿鑿，例如認為「黃帝王朝」建立於公元前2698年。在今天一
切學科講求科學方法、證據的時代裡，柏陽的這種安排史料的方法不能不看做是一種缺點，不過假如我們看到
柏陽著史的目的在於撻伐「醬缸」而不在「考據」，那麼他的這種不科學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柏陽在其他
地方也有其嚴謹的一面(詳見後論)。
柏陽並不宥於某一種意識型態或理論，因此他對中國歷史的整體發展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或看法，不過他在歸 納了歷代的發展後，提出了「瓶頸危機」定律。他是這樣解釋「瓶頸危機」的，即「任何王朝政權......當它 傳位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它們無法避免遭受到 ......足以使它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 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柏陽的「瓶頸危機論」是有創見的，它確能好好解釋諸如周 代的「武庚之亂」、西漢的「呂后專政」或「七國之亂」、西晉的「賈后及八王之亂」、明代的「靖難之變」 等，也能解釋為何秦代、隋代速亡；但是我以為它卻不是一套科學的理論。柏陽之提出「瓶頸危機論」只是出 自他對歷史的粗略歸納，而不是科學研究。「瓶頸危機論」不能解釋歷史上每一朝代的情況，例如宋代便沒有 明顯的「瓶頸危機」。柏陽也沒有詳細地解釋「瓶頸危機」的深度、次數等問題，也沒有嚴格地把「瓶頸危機 」和其他危機區分開來。例如西漢的「呂后專政」和「七國之亂」，究竟何者才是「瓶頸危機」？又例如元代 歷朝幾乎都有皇位繼承之爭，究竟哪一次才是「瓶頸危機」？還是全部都是「瓶頸危機」？柏陽只是就事論事 地用「瓶頸危機論」解釋某幾件歷史事件，而沒有嘗試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事實上，柏陽似乎只在《史綱》 的前半部分使用「瓶頸危機」的概念，在《史綱》的後半部分已沒有再提到此一概念。
對「醬缸」文化的批判可說是《史綱》的中心思想，也是柏陽在其他著作或演講中經常提出的(註6)。柏陽曾
在《猛撞醬缸集》中給「醬缸」下了個定義：
「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個被奴才統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
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也。」
依照我的理解，《史綱》中對「醬缸」的批判可分為對儒家道學、人權民主觀念的缺乏和專制暴君的批判這三
個方面。
儒家是中國傳統的主導思想，但柏陽卻認為它是導致近代中國衰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最初介紹儒家思想時 ，便指出儒家思想的精神是守舊。柏陽是主張學術自由和革新的，因此在《史綱》中有強烈的反儒家色彩。首 先他否認了儒家一向盛讚的「堯舜禪讓」、「伊尹輔政」和「周公輔政」，認為它們實際上都是政治鬥爭；他 盛讚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稱它為「大黃金時代」；他對歷代的改革者，如公孫鞅、吳起、王 安石、張居正等都是肯定的；相反對於一向反對改革的儒家守舊派卻大張撻伐，因此他並不否定秦始皇的「焚 書坑儒」。當儒家思想在漢代定於一專後，他悲嘆「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 當儒家發展而為理學時，他認為那是對中國人思想的更嚴厲的拘束。與儒家思想有密切聯繫的科舉制度，柏陽 也加以批判。當科舉初創設時，柏陽是加以肯定的，但當科舉發展至明代的「八股文」時，那便成了束縛士大 夫思想的鎖鏈。「八股文」和理學的結合，構成了柏陽所說的「大黑暗時代」。柏陽沉痛地指出「八股文」和 理學把知識份子「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從此中國的科技、文化便逐漸落後 於西方世界，及至近代，乃遭受列強的侵凌。在講到中國近代史時，柏陽更沉痛地指出守舊思想和傳統的「船 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嚴重妨礙了中國的革新，因此儒家的守舊思想正人「醬缸」文化的核心。
柏陽曾經自稱是「民主派」，他對中國傳統缺乏人權、民主思想是極感惋惜的，因此他以數節的篇幅專論中國 缺乏民主人權的情況。例如在《司馬遷.路溫舒》一節中，他把歷史上最早記載的提出尊重人權但卻鮮為人知 的漢代小官路溫舒與大名鼎鼎的司馬遷並列。在這一節中，柏陽寫出中國古代「詔獄系統」的無法無天和對人 權的蹂躪，柏陽悲憤地指斥「這是中國文明的一項恥辱」。在《宦官制度》一節中，柏陽一改傳統對宦官的鄙 視態度，對這一「中國文化體系中最可恥的產物之一」和「獸性的殘酷制度」下的犧牲品--宦官深表同情；與 此相對應，柏陽曾不只一次地痛斥中國的宮庭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宮庭之一我宮庭的慘無人道正是中國社會毫無 人權的集中表現。在《酷吏與酷刑》一節中，柏陽再悲嘆中國缺乏人權觀念，以致中國完善的法律制度變成羅 織罪名的「法網」。在《人權的蹂躪》一節中，他極寫朱元璋創造蹂躪人權制度(特務機關、廷杖)的罪惡。因 此柏陽對農民造反的態度是同情的，而不是罵他們為「匪」、「賊」，例如在講到中國古代最大的兩次農民造 反--黃巢起事和李自成起事時，他都引用了史料證明這兩次起事都是官逼民反。人民在走投無路時，只有鋌而 走險。
柏陽對專制暴君及黑暗政治是深惡痛絕的，他曾多次提到「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註7)這
名句。在《史綱》中不乏對專制暴君的惡行的描寫，令人看後簡直對暴君的惡行深惡痛絕，直要將他們生吞活
剝而後已。在描述明初朱元璋創造的罪惡制度時，他先後用了《朱元璋的大屠殺》、《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人權的蹂躪》和《大黑暗時代》共四節篇幅。他認為明朝開始了中國的「大黑暗時代」。此外，他還創造
了「斷頭政治」這名稱來描述明代皇帝深居宮中、不理朝政的荒唐現象。因此當明朝滅亡時，柏陽認為「站在
中國歷史的高峰回顧鳥瞰，我們慶幸它的覆亡。」柏陽沉痛地指出權力令人愚蠢、失去人性，他舉出北魏胡太
后、唐代武則天等例子證明權力慾使人甚至不惜殺死親生兒女。中國雖然鼓吹禮義，但中國宮庭卻是最多淫亂
的，例如李隆基(唐玄宗)奪去兒媳、楊廣(隋煬帝)淫亂後宮、姜諸兒(齊襄公)兄妹亂倫等。
柏陽對「醬缸」文化的批判，雖然可能有些地方過了火，但是它卻是發人深省的。他對沒有人權民主觀念及絕
對權力令人腐化的論述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史綱》的特點除了它的內容思想外，還在於它的獨特體例。我在這裡所講的「體例」是廣義的，包括它用的 紀年、王朝號、國號、君主稱號等。
柏陽不宥於史家舊說，往往喜歡創作新的歷史名詞。縱觀《史綱》一書，柏陽創造了「大黃金時代」、「大分
裂時代」、「大黑暗時代」、「小黑暗時代」、「瓶頸危機」、「斷頭政治」、「醬缸」、「宦官時代」等名
詞。此外他還模倣西方集慣創造了「嬴政大帝」(即秦始皇)、「李世民大帝」(即唐太宗)、「玄燁大帝」(即
清聖祖，俗稱康熙皇帝)幾個稱號。
柏陽在描述歷史時還喜奉行「正名主義」，這具體表現為兩方面。其一在王朝、國號的稱呼上，柏陽必要標明
那是「王國」、「帝國」還是「汗國」，毫不含混，例如「北魏帝國」、「前涼王國」、「匈奴汗國」等名稱
，他一定用全稱而不用簡稱(註8)。為甚麼柏陽對國號的稱呼方式這樣執著？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所使用的稱呼
方式是有特殊意義的。他創造了「王朝」、「國」的稱說規則：在大一統時代，他用「王朝」這稱號；在分裂
時代，他就用「國」這稱號。例如當西周統一時，他稱之為「周王朝」；但自公元前704年楚稱王後，他認為
自此中國便陷入分裂，周不再是大一統王朝，因而他宣佈把其稱謂改為「周王國」。明乎此，我們便可明白為
何他稱西晉為「晉王朝」，而稱東晉為「晉帝國」了。
其二柏陽每每對於傳統的一些歷史名詞不滿意，而加以更改，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五胡亂華十九國」和「五代
十一國」名稱的創造。中國人一向有「以古非今」的陋習，認為舊的東西(即使是錯的)都是好的，不願變更；
但是柏陽不賣舊史家的賬，凡是他認為錯的便要改，因此他完全踢去了「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的舊稱
，而自創新名稱(註9)。
這裡順帶一說的是柏陽常常自詡他曾對中國歷代王朝、國及帝王作過計數，得知中國曾出現過83個國(王朝)和
559個帝王(其中397個帝、162個王)(註10)，並且自稱是「尊重事實」的。柏陽的這番功夫誠然是寶貴和可敬
佩的，但本人對於他計數的結果卻覺得有商榷之處。首先我以為數數目(尤其是數國家、數君主)從來不是容易
的，因為這裡有一個「標準」問題。我們必須先有一個標準決定哪些應數哪些不應數，才能數得確切。柏陽自
稱他的標準是凡是存在過的「國」都要數，不管它是否「正統」。但這樣問題就來了：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
的政權、帝王絕不只上述的數目，還包括很多數不清的「草莽帝王」(如李自成、安祿山等)，柏陽顯然把這些
「草莽帝王」擯於局外；但這樣卻有一個「厚此薄彼」的問題，而且也違反了他自己宣稱的標準。同樣是金國
侵宋時期扶立的傀儡政權，為何柏陽把偽齊劉豫計進了83國之列，卻不計偽楚張邦昌呢？同樣是天下大亂、群
雄並起時期興起的割據政權，為何柏陽數了元末群雄建立的政權(包括「韓宋」、「天完」、「陳漢」、「明
夏」四國(註11))，卻不數隋末群雄建立的政權呢？同樣是農民起事領袖建立的政權，為何柏陽數了洪秀全的
太平天國，卻不數李自成的「順帝國」和黃巢的「齊帝國」呢？類似的問題還可問上千百個。這些都說明與其
數出一個不確切的數目來，不如不數為佳。
上面已談了很多柏陽對國號問題的處理手法，這裡講的是柏陽對一些傳統國號的創新。中國歷史上相同的國號 例子很多，史家為了辨別起見，習慣在有相同國號的政權的國號前加一個「形容詞」，如以「周」為國號的， 便分別以「西周」、「東周」、「北周」、「後周」識別之。柏陽沿襲了此一習慣，但卻作了一些改動。首先 他把歷上一些一脈相承的國(王朝)統統只用一個名稱，如周代只用「周王朝」這名稱，廢除東、西周的分野； 宋代只稱「宋帝國」，不分南、北宋(註12)。其次柏陽還將他數出來的83國視作一整體，務求使在這83國中沒 有相同的名稱，為此他不得不創作了一些新國號。例如過去史家不為武則天的「周帝國」另加一個「形容詞」 ，柏陽卻創造了「南周王朝」這名稱；又如過去史家是不分別春秋時代的吳國、三國時代的吳國和五代十國中 的吳國，但柏陽卻分別稱它們為「吳王國」、「東吳帝國」和「南吳王國」。這裡又可見柏陽的「正名主義」 。
中國歷史上的君主稱號問題從來是最惱人的。一個君主可有著不同的稱號。本來，在周代時君主只有一個「謚 號」，而且「謚號」相當簡單，只有一個「形容詞」，如「武王」、「平王」等。除了「謚號」外，某些君主 還另有一個「廟號」，例如漢代君主劉恆，謚號「孝文皇帝」(一般稱「漢文帝」)，但還另有個廟號「太宗」 。不過在隋唐以前「廟號」不是每個君主都有的，史家稱呼君主一般只稱其「謚號」。但自隋唐以後，「廟號 」幾乎個個都有了，而「謚號」卻愈來愈長，史家為了方便，於是轉而以「廟號」稱呼君主，例如習慣稱李世 民為「唐太宗」，而不稱「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但除了這些死後加的稱號外，有些君主還喜歡在生前加一 些「尊號」，如宋朝皇帝趙佶(廟號「宋徽宗」)便在生前加了「教主道君皇帝」的尊號。自明朝起，由於君主 一般都只用一個年號，於是「年號」又成了君主的另一代稱，例如清朝皇帝載湉的年號是「光緒」，人們便稱 他為「光緒皇」(註13)。(有關世界各國君主稱號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再參閱拙文《古代君主的「綽號」》。)由此可見，古代君主的「廟號」、「謚號」、「尊號」、 「年號」實在史學研究空前混亂，而且它還代表了一種可恥的、奴性的「避諱制度」，因此柏陽便索性拋棄了 這些稱號，而逕稱君主的原來姓名。因此在《史綱》中便再沒有「秦始皇」、「漢武帝」、「康熙」，而只有 「嬴政」、「劉徹」、「愛新覺羅玄燁」。
中國年號制度所帶來的混亂不亞於君主的稱號。對此柏陽已在《柏陽歷史研究叢書總序》中詳細論及(註14)， 此處不贅。不過中國的年號問題還不只在於混亂，而在於它背後的「正統」之爭。過去史家寫史所用紀年大多 只用「正統」王朝的年號，但是「正統」是最富爭議性的。過去史家一般都用「成王敗寇」的觀點處理「正統 」問題，或者把佔據當時政治中心的政權視為正統。於是在五代十國中明明只是其中一個割據政權的後梁便成 了「正統」(其原因恐怕只是由於後梁的政權是從「正統」王朝唐朝篡奪過來，而後梁的統治範圍又正好是當 時中國的政治中心--中原)，史家用了它的年號紀年；同樣，漢初的皇后呂雉明明只是一個皇后，史家卻以「 呂后」紀年，把當時實際當皇帝的前少帝劉恭、後少帝劉弘一筆勾銷了。柏陽有鑑於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乃實 行「不奉正朔」，一律以公元紀年。與此相關，他也不採取傳統的以王朝斷代的方法，而改以世紀斷代。
誠如柏陽所言，他不是「學院派」出身，所以他的《史綱》跟其他通史或歷史論文不同，並非採取嚴肅、學術
性的行文風格，而是採用生動的說故事式的敘述手法(但也夾雜著作者對史實的評論。)高平在評論《史綱》時
，曾借用張蔭麟著《中國上古史綱》所懸的「三大鵠的」，認為《史綱》做到了：
(一)融會前人研究的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敘述的成文
。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
(二)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
背景。
(三)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
當然，柏陽的這種表達手法容易招致學術界的非議，認為《史綱》不夠學術性。不過，假如我們採取開放的態
度，考慮到柏陽的目的不是要寫一本學術性強、面面俱到的通史或歷史教科書，而是藉生動活潑的敘事加上辛
辣的諷刺表達他對「醬缸」文化的批判，那麼我們便不用抱著對歷史教科書的期望來看待《史綱》。明乎此，
我們可以認為《史綱》所用的生動活潑的筆法，較諸死板的「學術性」文字，更能達到作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