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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修 譯述* 18.12.1999完稿

 

1. 前語

    

   1997年在德國敏斯特大學法學院的民法圖書館中，無意間在塵封的雜誌底層架上發現了日本慶應大學出版的法學政治論究期刊，對於原本初具日文基礎卻到德國讀書的我，當時顯然有點時空上的錯亂。信手翻閱了其中較新的幾期目錄，赫然發現段瑞聰先生所著，「新生活運動發動の背景について - 思想的側面を中心に - （關於新生活運動發動的背景 - 以思想的面向作為中心 -）」一文。讓我記憶一下子回流到家鄉，水上的柳林國小，停駐在曾經矗立校門垂柳後方的藍底白字標語 - 「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以及迴廊間的壁畫上。與許多人一樣，記憶中有許多的謎，有些時候尋求解答的動機逐漸磨滅，有些時候卻會被再度喚醒。我慶幸現在的小孩相較過往，不再需要被灌注這麼多的咒語教條，也高興自己找到一個謎猜的可能解答。於是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利用論文寫作的空檔，將這篇日文專論內容精簡整理成漢字，紀念所有在二十世紀平白被佔去的記憶。

    

2. 「新生活運動」簡介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首度在中國南昌行營演說「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提倡「新生活運動」，2月21日蔣氏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並自任會長。同年5月，蔣氏制訂「新生活運動綱要」，意將運動擴及全中國。7月1日並成立指導全國新生活運動的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包括江西省在內的二十個省分，以及南京、上海、漢口與北京四直轄市在1936年分別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其他並有十四個鐵路新生活促進會以及十九個華僑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至此全中國總計共成立了1355個縣級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

   許多人其實都耳熟能詳，所謂「新生活運動」，簡言之是要以「禮、義、廉、恥」四個中國傳統道德作為基本精神，以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合理化」作為目標，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作為施行原則，具體表現在人民「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實現復興中國為目的的運動。新生活運動雖然在中國的持續時間直至1949年1月蔣氏下野為止，共十五年，但是這場國民政府似不沾染血腥而猶似心靈改革的「生活革命」卻持續蔓延到國民政府退出中國後，逃離到的台灣。

    

3. 「新生活運動」所依據的傳統思想淵源

    

   蔣氏在他所著的「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主張，為求國家民族之復興，應使國民具有國民道德與國民知識，而為求國民知識與道德水準的提高，就必須從國民基本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著手。他並強調國民之「食、衣、住、行」必須符合「禮、義、廉、恥」四維的要求。「禮、義、廉、恥」乃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思想家管子所言，在管子牧民篇中，他提到四維既彰國乃復興，四維不彰國乃滅亡。國民道德意識的提昇便成為國家存立的基礎。「禮、義、廉、恥」乃成為君王管領人民，統治國家的手段。同時蔣氏還將他借用自管子的「禮、義、廉、恥」與孫文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連結，一方面強調自己延續孫文三民主義的正統性，另一方面也透過孫文的三民主義來正當化他所推動的新生活運動。

    

4. 蔣介石在日本軍校的學習經驗與「新生活運動」

    

 

1. 留學生活與軍隊生活

    

   蔣介石的日本留學經驗始於1906年4月東渡學習軍事。當時蔣氏本想直接進入日本軍隊，但初未獲得日本政府許可。因為根據當時日本的規定，中國學生想進入日本軍隊接受訓練者，必須先獲得中國陸軍部的推薦。而時至1906年冬天為止，蔣氏因為缺乏陸軍部的推薦，因而返回中國等待機會。1907年中國陸軍部正好在保定創立「全國陸軍速成學堂」招募全國各省學生。蔣氏通過浙江省的考試後，於同年夏天入學；但是蔣氏真正的目的還是想藉此機會，一圓東渡日本學習陸軍之夢。1908年3月，蔣氏終於得入東京振武學校成為第十一期學生。「振武學校」實際上是根據日本政府與清國公使之間的協定，在參謀本部中所設立，作為將來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陸軍戶山學校成為「軍校生」前的準備教育所創立的學校。蔣氏1910年12月於振武學校畢業後，於同年12月5日進入位於新潟縣高田的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野戰砲兵第十九聯隊。1911年10月，蔣氏因清國辛亥革命發生而返國，蔣氏自東渡迄返國為止，總共滯日約三年半的時間。

   蔣氏在日本的軍旅生活經驗與日後「新生活運動」具有何種關係，首先應先回顧當時日本軍隊的生活情境。在振武學校時期，根據當時學則的規定，舉凡食衣住行均有鉅細靡遺的規定，因此當時的軍校生活可說是相當嚴格的與規律。

   而當時的連隊生活，根據蔣氏1946年的談話，一年之間完全跟一個兵卒無異。其中嚴格的規律拘束、生活單調枯索無味，有時自己也會覺得不合理。但是日後蔣氏自己簡素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同時他自稱一生奉行革命堅守不移，非常人可以持續如此，應該脫不了這一年士兵生活的影響。

   根據蔣氏自己的說法，進入日本連隊後的生活，的確非一般青年人得以想像。連隊駐地的高田一帶極其嚴寒，冬天積雪深厚。如此大雪，即使在中國北方的寒冷地區亦即為少見。但是儘管如此，即使下雪天，大家每天都要五點前起床，並養成以冷水洗臉的習慣。同時每天重要的功課之一是馬廄的工作。而且事先照顧好馬匹才能整理自己的內務。因此蔣氏自己認為，當時的經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修練，也因此養成以苦作樂，不畏艱險的精神。而當時的飲食在軍隊中，食量是受到限制，每週中只有星期天才見少量的豆腐與綠色蔬菜，至於肉類則完全禁絕，因此蔣氏入隊初期，常感飢餓難堪。但是一個月之後，便已習慣這樣的飲食，同時也養成一班士兵般的體格，健康上也不覺有何欠缺。這是為什麼在中日戰爭時，蔣氏不斷重複地提到當時的禁食經驗，並一再呼籲士兵們節制糧食的原因。

    

2. 對日本的認識與「新生活運動」

    

 

1. 法西斯主義對蔣介石的影響與「新生活運動」

    

 

1. 1930年代中國的法西斯主義

    

   曾有研究認為，新生活運動乃是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通俗具體化。1930年代，國民黨部份人士對於法西斯主義便開始極度地關心。根據統計從1932年到1936年間，中國出版與法西斯主義、墨索里尼、希特勒相關言論與傳記的出版社居然高達數十家，其中不乏知名的文化書店、前途書局與正中書局等。同時宣傳法西斯主義的新聞、雜誌則有「社會新聞」、「社會主義月刊」、「文化建設」、「前途」等百餘種。例如1933年3月餘上海創刊的「社會主義月刊」第一卷全部十二期中，共刊載八十一本論文，其中有三十六本與法西斯主義的題目相關。而以上的這些書局、報紙與雜誌，全部都是隸屬於國民黨指揮之下。

   以1933年10月1日「社會主義月刊」刊載徐淵所著的一篇「法西斯蒂與三民主義」文章為例，徐氏主張二十世紀三○年代是法西斯主義的時代，並以組織主義、行動主義與「唯力主義」作為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精神。這種精神對於罹患重病的中國而言，是最必要，也是重要的特效藥。徐氏並稱，實行法西斯主義是建立得以完全控制之萬能政府的為一有效方法，因此法西斯主義不能與三民主義分離。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如此理解，在當時國民黨內可說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會受到當時中國的青睞，與當時中國的國內外局勢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1931年的中國，正面臨「滿州事變」，日本的侵略意圖亦更形明顯。而國內情勢上，共產黨的勢力即使已經受到國民政府的「圍剿」，卻依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統一中國便成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的最重要課題。而樹立一黨獨裁治國的希特勒便提供了蔣氏最佳的參考手本。

   眾所周知，一次大戰後法西斯主義起於雖是戰勝國卻成為巴黎和會失敗國的義大利與戰敗國德國中。1922年義大利法西斯黨墨索里尼取得政權，德國也在世界恐慌風中，由希特勒所領導的國社黨取得政權。法西斯主義便在這兩國中孕育而生。墨索里尼政權不滿凡爾賽條約的結果而將國內社會問題的原因轉嫁到凡爾賽條約之上；而希特勒竄起之時也是以攻擊凡爾賽條約作為首要的政治宣傳，因為兩國都受到凡爾賽條約的不平等限制。同樣地，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重要的課題。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宣佈退出裁軍會議與國際聯盟，1935年3月16日公佈「國防軍重建法」便已經事實上破棄了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的軍備限制規定。義大利與德國能在短期之內再度成為強國，便引起蔣氏高度的興趣。因此自1932年起，蔣氏每年派遣「三民主義力行社」的成員前往歐洲，對於德國的國社黨與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組織狀況與活動進行考察。同時蔣氏也從德國與意大利招募許多軍事專家，這些軍事專家的招募除了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功能之外，同時在政治的面向上也將法西斯主義的影響擴及至中國。

   我自己查閱手邊有限的德文文獻，在符立茲‧凡布里森（Fritz van Briessen）所著的「德中關係基礎論（Grundzüge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一書中，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在本書「德國軍事顧問」一章中記載，德國顧問團在南京政府的活動，主要是由包爾上校（Max Bauer）以及其所領導的44名軍官與軍事專家進行。包爾本身與德國工業界關係密切，因此他到中國時除了從事顧問工作外，一開始時其實還負有私人任務。他本人因為在二○年代有以同樣的角色為蘇聯紅軍工作的經驗，因此很快地獲得國民政府的信賴。並得以在國民政府軍教育組織內扮演重要的角色。蔣氏之所以能在中原會戰中迅速擊敗李宗仁的部隊，應得包爾之助菲淺。而在此次會戰中，包爾不幸罹患天花，而於1929年4月病故於上海。但是德國軍事顧問的工作並未因包爾的過世而中斷，繼之領導顧問工作者尚有克里伯中校（Kriebel 1929/30，後成為駐上海總領事）、威特撤將軍（Wetzell 1930/34）、馮瑞克特將軍（v. Seeckt 1935/35）與馮法克豪森將軍（von Falkenhausen 1935/38）。學者F. F. Liu在中國現代軍事史的研究上，特別注意到，為什麼中國當時獨鍾情於德國獨立命令權（die unabhängige Befehlsgewalt）的軍事系統？雖然在一次大戰中這種軍令系統已經被發現弊病叢生，而且與中國政府的革命性格並不相容。而他的結論是，蔣氏的意圖在於自任類似德國皇帝的國民政府總統，並保障其對於軍事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換言之，蔣氏欣賞的正是這種軍事獨裁性格。Liu的這種結論極有可能導自於，對蔣氏後來翻版自德國的作為，以及蔣氏日後自己視德國國社黨政權為盟友政權的觀察。當然之後希特勒決定與日本互結戰爭同盟，使得蔣氏失望不已便不在話下。

    

2. 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與其所受之影響

    

1931年5月5日召開的制憲國民會議開幕致詞上，可謂是蔣氏首次公開提及法西斯主義的場合。蔣氏認為，為了進行訓政建設，必須對訓政的理論作正確的理解，而當時主要的政治理論，包括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自由民治主義」。共產主義因為不符合當時產業不發達的中國狀況與中國的傳統道德，因此絕不適合中國所需。至於「自由民治主義」，蔣氏舉出義大利法西斯黨掌權之前的混亂局面以及孫文組織國會的挫折為例，議會政治有其弱點，因此今天若僅依靠「自由民主主義」並無法拯救處於緊急狀況的中國。進而他主張今天的中國應該實施有其必要與有其實效的統治權，法西斯主義則正具有這種特徵。他並要求基於法西斯主義的「超象主義」，以國家有機體說作為根據，運用工團組織，承認國家為至高無上的實體，而國民則應為國家做犧牲。

其後蔣氏在1934年7月16日對廬山軍官團的演講「中國魂」中，直陳國家為一有機體，是超越所有個人的集團組織，強調「民族精神（國魂）」的強弱興替正關係著國家的盛衰存亡。進而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中，蔣氏指出新生活運動的目的要將全國國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並養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勞等與之共同一致的習慣與本能，以培養可以隨時為國家犧牲的國民。因此即使蔣氏沒有明言法西斯主義對中國的必要性，但是從他的言談字裡行間，卻已可見他對法西斯主義的肯定評價。

蔣氏另一個衷情法西斯主義的理由是法西斯體制的特徵。法西斯主義的一大特徵是排擠理性化的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而高唱全體主義。而在政治制度上，旨在樹立一黨制的獨裁，並具有尋求中央集權化的共通性。這層特徵與蔣氏在國民會議的談話中對法西斯主義的認識是一致的。對於目標在於「以黨治國」的蔣氏而言，為消滅共產黨勢力、統一中國便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理論，而且必須確立一個穩固的領導權。因此，納粹、法西斯等全體主義巧妙地利用群眾運動，成功地獲取權力，也足以說明為何蔣氏要利用新生活運動之類的群眾運動。本文之外，筆者附帶一提的是，其他在當時德國為希特勒的獨裁合理正當化的政治、公法學（國家學、憲法學等）論著，在同時期廣泛地受到重視。例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所著的「獨裁（Die Diktatur, 1921）」、「政治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與「當代議會主義的思想史地位（Die geistesger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iarismus, 1923）」、「帝國總統的獨裁（Die Diktatur des Reichspräsident, in: VVDStL 1, 1924）」等。目前台灣國家圖書館中至少有一批因中日戰爭之故流落海外避難，而約在1995年回流台灣的叢書（李石曾先生藏書）。在筆者出國前尚屬開放閱覽時期（現在可能已經屬於限閱藏書），筆者即曾經翻閱到為數相當多關於法西斯主義以及獨裁制度的中文著作與翻譯作品。如果對應段氏之文，這批資料對於中國這時期的獨裁思想研究，應有一定的關連。

值得注意的是，蔣氏發動新生活運動之時，其權力僅集中於軍隊，對於國政而言，他的意見並不代表國民政府。因此發動運動之時，他發電當時行政院長汪兆銘，請求推行新生活運動。其後，1934年3月17日中央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發表「篠電」，呼籲全國民眾勵行新生活運動，藉此拯救國家民族危機，進國家建設與復興民族之責。同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成立新生活隊，並對6月14日國民政府及行政院與所屬各機關發佈命令根據蔣氏的「新生活運動綱要」推行新生活運動。這可以說是蔣氏在推行新生活運動之時隊於國民政府影響力的展現。同年6月28日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二七次常務會議通過「各級黨部推行新生活辦法大綱」，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符合蔣氏所訂定的新生活運動基本理念的黨員手則第十二條，由此也可見蔣氏之勢力直至國民黨內的政策決定上。國社黨與法西斯黨在攫取權力之際，極度地運用群眾力量以正當化其所獲致的權力，同樣地，蔣氏透過同樣的方式發動運動，確立其在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內的領導權，並據以獲得正當化，也就不難理解。

 

1. 蔣介石的基督教信仰與「新生活運動」

    

 

1.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基督教觀

    

   雖然「新生活運動」是否始於宋美齡的提議仍待研究，但是可以確定的是此運動的發動與執行，宋美齡的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正式結婚。婚禮首先在宋美齡自宅中由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主持基督教的結婚儀式，其後於大華飯店舉行。在此之前，蔣氏為得宋美齡母親同意，乃承諾信仰基督教，婚後1930年10月23日，蔣氏於宋查理的教會中接受江長川牧師的施洗，正式成為基督教徒。董顯光在蔣介石的傳記中並指出，受洗後的蔣介石將基督教當成他貫徹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種靈感，他每天必定做一次禮拜，不論國事如何緊急亦未曾中斷。值的注意的是，為何蔣氏在1927年與宋美齡結婚之時未受洗，而直至1930年才正式成為教徒。

   至1938年前均未見蔣氏任何與基督教相關的公開言論。直到同年4月16日蔣氏應中華基督教全國聯合會邀請，發表「為什麼要信仰耶穌？」演說。演說中，他稱耶穌為「民族革命的導師」、「社會革命的導師」與「宗教革命的導師」，革命精神的基礎是「博愛」的精神，並強調耶穌的精神與新生活運動的關係。蔣氏自己的心得認為，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犧牲的、清潔的、真實的、和平的、向前而充滿進取心的。因此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社會革新與新生活，必須提倡耶穌的博愛精神與犧牲精神。因此蔣氏在推行新生活運動時，強調除了要回歸「禮、義、廉、恥」的傳統思想之外，還必須藉此產生一種新的「精神」。蔣氏鼓吹「博愛精神」顯然因為中國受日本侵略，他企求和平的立場有關。至於提倡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其目的當係為了動員全民，抵抗敵人侵略並參與國家建設。

    

2. 「新生活運動」與基督教教會

    

早在新生活運動的準備階段，基督教會便已開始參與。根據鄧述?的回憶，1933年蔣氏在南昌成立「新生活運動準備委員會」時，即已經要求他負責教會部份而參與運動的準備。運動開始之後，每當蔣氏夫妻巡訪時均會召集當地的教會團體，要求協助推行運動。1934年10月，蔣氏夫妻視察中國西北時，在西安召集外國宗教團體，對他們說明運動宗旨，是要檢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當時宋美齡便提出要在蘭州、綏遠、開封與太原等地成立與教會的合作委員會。1936年2月13日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親任委員長，其後運動的領導權實質上便落入宋美齡手中。1936年4月蔣氏在南京聘任美國衛理公會牧師George W. Shepherd為新生活運動顧問，宋美齡更籲請基督徒們同予新生活運動支持。至於蔣氏為何在推動運動之際，積極參與教會活動，根據該文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當時國民黨內部存在鼓吹基督教的勢力。1932年5月鈕永建、孔祥熙等人基於基督教教義即其犧牲、愛人救世的精神，以宣揚真理、喚起全民，共同實現自救、救國作為宗旨，發起成立中華基督信行救國十人團。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內「中華基督信行救國十人團緣起」中，彼等主張此運動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十人團成員當然不下十人，其目標是要成立數百個教會團體，並普及全國。十人團的成立，正意味著基督教團體在某種程度上納入國民黨的保護之下。

第二、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係。1933年夏天，大部份的基督教傳教士於廬山集會，以「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為題進行研討，期間宋美齡也被邀請參加。當時中國國內的局勢正處於蔣氏準備發動對共產黨第五次「圍剿」時期。基督教傳教士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是基督教傳教的大敵，並主張廣泛地宣揚基督教活動，作為排除共產黨影響的唯一之道。傳教士們之此一主張明顯地吻合蔣氏的政見。另一方面，共產黨視外國傳教士們為「帝國主義的劊子手」、外國企業的前鋒隊」或「資本家的劊子手」，對蔣氏而言無異促成基督教團體的反共活動。實際上，1933年12月，正式地有「江西基督教農村服務聯合會」成立，其先後在江西省內設立十一個「實驗區」，在原共產黨閩贛邊區政府所在地的黎川縣實驗區算是最早著手成立的一個。蔣氏並接見被選為實驗區總幹事的George W. Shepherd，要求傳教士們的協助。根據顧長聲的研究，黎川實驗區共有教育、婦女、衛生、農業與新生活運動五大部份任務，而所有的活動均以反對共產主義為核心。如果從新生活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反抗共產主義而言，蔣氏親近同樣敵視共產主義的基督教是很容易理解的。

第三、當時中國與歐美、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蔣氏與孫文遺孀宋慶齡之妹宋美齡結婚，其實本來就具有承續孫文權威的象徵意義，同樣地對於其獲得穩固政權基礎必要不可或缺的資金與物資援助，亦具有重要的意義。蔣氏受洗之時，美國期刊The Christian Century即曾經報導，因為中國非常需要外國援助，特別是借款形式的援助，南京政府的領導人心中非常急於獲得及時與實際上的利益，這點從主席（即蔣氏）的行為便可一目了然。換言之，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們是具有結合國民政府與歐美諸國的紐帶功能。而在1930年到1940年帶，特別是中日戰爭之時，國民政府初獲美國等歐美各國之大量援助也是不爭的事實。

 

1.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