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碧雯

由「新前進」（Neuer Vorw酺ts）雜誌在布拉格時期的總編輯Friedrich Stampfer 所指稱的「嶄新的時代」，乃指德國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民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其黨史上，第二次被德國政府宣佈為非法政治組織，並且驅逐出德國政治舞臺所開始的流亡階段。社民黨於一八七八年第一次被禁黨，當時的德國是皇帝威廉一世(Kaiser Wilhelm I)在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為帝國首相的王朝式專制政體。第二次被禁黨之前，德國則已進入民主時期，所謂的「威瑪共和時期」（die Weimarer Republik）。德國於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共和政體，儘管在其日後的運作過程中，出現過度頻繁的內閣更迭，但是基本上，這是一個根據民主原則、以德國人民與政黨之間的共識而形成的政治體制。但是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被任命為首相，即意味著德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主時期步向終結。

社民黨對於這個Stampfer 所謂的「嶄新的時代」，從一開始即充滿了「質疑」。他們一方面質疑該黨本身在對抗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der Nationalsozialismus）時，所展現的政治抗爭能力；另一方面也質疑德國人民的政治意識，質疑其對於民主本質瞭解的深度與信仰的強度。社民黨在過去十四年裡，已努力經營國會民主體制，但是，面對這個「嶄新的時代」的來臨，他們被迫立即起而抗爭，在二十世紀裡，再一次進行十九世紀的政治運動：為社會與政治的公義而奮鬥。「嶄新的時代」的開始，同時也是社民黨政治運動的新起點。

因極權統治的壓迫而「流亡」，以道德判斷的角度，可謂是一種深具價值的生存的型態。然而在事實上，卻如同美籍社民黨黨史學者L.J. Edinger所描述：「這是一段充滿失敗與浪費氣力的歷史，也是一段由幻滅的希望與痛苦的抗爭所交織成的歷史。對於研究流亡的人而言，這很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主題。」 而流亡者在國外經常陷入意義失落的危機，也經常面臨絕望的情境，「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研究主題的本質，使得它一直被歷史學者與社會學者疏忽」Edinger的評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處理「社民黨流亡」此一歷史課題，即是研究一個民主政黨的挫敗、研究其與國外接觸的經驗、黨內新、舊兩代的代溝衝突、黨傳統中斷的危機，以及黨的自我批判與調整的過程。但是，這也是一段在國外開展的德國歷史，是「國內」與「國外」交錯發展、是「社民黨的德國」與「納粹德國」互相對峙，而尋求根本解決所謂「德意志民族問題」的一段歷程。這段社民黨的黨史無疑是與德國歷史同步發展。

在納粹主控的政治環境中，社民黨既已無立足的可能性，一九三三年六月社民黨執行委員會(der Parteivorstand，以下簡稱：黨執委會)乃移往國外。首先移至布拉格；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合併捷克時，黨執委會即遷往巴黎；直至一九四一年德軍佔領巴黎，黨執委會被迫再度轉換生存地點，搬遷至倫敦。在流亡的過程中，黨執委會的存在，對於社民黨整體而言，誠如社民黨黨史學者Erich Matthias所形容：「猶如有首無身，也猶如一個被擊垮的將領而無軍隊」。

自流亡之始，社民黨黨執委會即聲稱擁有黨的領導權，並自認為是黨的合法繼承者。此一立場立即面臨到黨內，甚至黨執委會內左派人士的挑戰。但是，以Otto Wels與 Stampfer 為首的黨執委會核心成員，則視維護黨的統一性為其流亡時期的首要任務。因此，他們既不容忍黨執委會內的分裂與反對勢力，也不設法積極整合社會主義陣營以及社民黨內左派人士，甚至忽略繼續推展黨內民主的重要。這種自流亡之始即存在於社民黨內的問題與摩擦，削弱了他們對抗納粹政權的力量，直到一九四一年，才以黨執委會為首，結合社會主義陣營的左、右兩派，在倫敦成立「大不列顛德國社會主義組織聯合會」（Union der deutschen sozialistischen Organisationen in Gro綌ritannien），試圖以整合的組織力量對抗納粹政權，並進一步實踐民主政治，實現人性、人本的政治制度，這也是流亡期間，社會主義陣營各派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大不列顛德國社會主義組織聯合會」的成立不只具有社民黨組織傳承的意義，也是一九四五年十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民黨在德國重建的前身。在這個社會主義陣營整合的過程中，德國共產黨自始至終即被排除在外，這已顯示二次大戰之後，社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對立關係。

黨執委會自流亡之始，即以延續黨的政治傳統、重建自由民主的德國為己任。因此流亡期間，黨執委會以黨的「信託人」自居；一方面自認是國內被壓迫而無力反抗的社民黨同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則自認有義務延續黨組織與黨綱的傳承，並且維護「社會民主」做為黨的思想基礎與理論價值。 在流亡期間，任何企圖擺脫、中斷社民黨在威瑪時期政治傳統的嘗試，黨執委會都嚴加拒絕。具體而言，黨執委會對內，自視為黨的正統、合法領導者；對外，在面對其他國家時，除了代表社民黨整體之外，還期許自己代表「好的」、「正派的」德國，甚至更進一步，期望能扮演未來代表德國與盟軍協商的角色。根據Matthias的研究歸納，流亡的社民黨人士肩負三項任務：

1. 成立國外組織，並支持德國境內的反納粹行動；

2. 在國外進行反納粹運動，進而影響外國的輿論，改變並提昇外國對德意志民族之評價；

3. 釐清社民黨的意識型態問題。

以黨執委會為首的流亡社民黨人士，自認代表「另類德國」（ein "anderes Deutschland"）。這種與「納粹德國」的區隔誠屬必要，但是就當時客觀的生存條件與活動空間而言，卻是窒礙難行的一項任務。戰後在六０年代，Willy Brandt曾描述流亡期間德國人的生存情況：「他們要承受不戰而敗所造成的負擔，他們是身處在經濟生活極度困難的境況之中，而民主國家對於希特勒，比較傾向‘非敬即懼’的態度，相對於反希特勒人士的警告或訴求，則較不受重視。」 但是，所謂「另類德國」對於流亡社民黨人士的意義為何？他們如何具體建構這個「另類德國」？要釐清這兩個基本問題，勢必也要澄清社民黨對於德意志民族問題（die deutsche Nationalfrage）的看法。

從政治思潮的角度來看，社民黨自十九世紀成立以來，即以具有濃重國際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為黨意識型態，其政黨屬性長期以來被歸類為「左派」（die Linke）政黨，也因此在面對所謂「民族問題」（die Nationalfrage）立場的澄清時，困難重重。基本上社民黨採取「祖國」（die Heimat）即等同於「民族」（die Nation）觀點，並且認為這兩個概念可以在黨中取得一致。但是，這種單向且模糊籠統的自圓其說，在面對納粹夾其簡單、清楚、有力的民族社會主義訴求：優質的日耳曼人種、偉大的德意志民族、以希特勒為黨、國之領袖，塑造民族英雄的崇拜圖像，藉此奪取政權之時，則顯得軟弱不足，也毫無招架、反擊的能力。誠如社民黨黨史學者Helge Grebing所評：有關德意志「民族問題」的討論，並不只侷限在德國國內，在社民黨流亡國外期間已發現：威瑪時期德國的工人運動，以他們那種國際傾向的慣用口號，在面對民族社會主義興起之時，根本無法被德國人所接受，也無法滿足德國人的生存渴求。因此，如何從舊有的思考結構中解放出來，在黨意識型態中定位民族問題，並且重新討論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流亡社民黨人士的當務之急。

流亡期間，社民黨員不分左、右派別，均極力駁斥納粹政權代表的「德國」與「德國文化」。並且在公開的言論與宣傳中，強調「民族」與「祖國」的概念，大量使用此類名詞，不只藉以吸引德國人的注意，也試圖強化社民黨所代表的真正、正面的德國，澄清納粹所代表的錯誤德國形象與德國文化。

社民黨在德意志民族問題的表態上之所以無法理直氣壯，癥結在於其受困於社會主義的黨意識型態。這種代表受壓工人階級，主張伸張社會公平、實踐社會正義，反對剝削壓迫，進而與侵略性民族主義水火不容的國際性格，使其自十九世紀組黨以來，長期在「忠於黨意識型態」或是「忠於祖國」二者之間搖擺徘徊，甚至被當時代的政治對手形容為「無祖國的傢伙」(Vaterlandeslose Gesellen)。直到一九三三年流亡之前，社民黨尚無法在上述二者之間取得平衡合理的說辭。眼見希特勒奪權的成功、緊接著禁黨、再淪落至流亡，這已顯示：過去在民族問題解釋上的模糊，無法取得大多數德國人的政治信任，這直接造成民主政治與民主政黨生存的嚴重後果。在歷史學者Dieter Groh 和Peter Brandt 的合著中也指出，納粹在德國政壇上的得勢，迫使流亡的社民黨，迅速密集研討有關該黨在德國民族問題上的立場，而在此問題上，他們傾向對外主張人民自決，而對內則主張以民主概念做為民族的核心。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並未真正決定社民黨對於「祖國」的態度。換言之，社民黨愛國與否，其具國際傾向的黨意識型態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反而「國家的態度」(die Haltung des Staates) 尤其是國家對於政黨做為政治主體的態度，才是決定該黨是否忠於祖國的關鍵。社民黨歷史研究者Horst Lademacher 即表示：「德國社民黨人士對於民族國家的反對態度，並非來自其依據理論思考的結果，而是對於國家鎮壓的反抗。」 這個論點的確可以充分解釋：為何該黨在十九世紀反對德意志帝國的專制政體、二十世紀流亡時期反抗納粹獨裁政權，甚至到二次大戰後，積極反對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對於社民黨而言，掌握政治實權者實踐民主體制，才是決定其對「祖國」忠誠的必要前提。

對於流亡的社民黨而言，生存空間的轉換不僅是黨務執行地點的改變，同時也提供黨員一個思考空間轉移的機會。藉著這段離鄉背井、遠離祖國的時期，重新思索「祖國」、「民族」的意義，重新整理這兩個概念與黨的關係。空間的距離既為社民黨塑造新的思考、反省與討論的環境，也提供他們批判、解構社民黨傳統思考模式的可能性，並依此設計未來重建德國的計畫。因此，無論是保守的黨執委會或是主張改革的黨內左派人士，都視「流亡時期」為社民黨政治思考脫胎換骨的新契機，兩派人士莫不積極投入這場思考模式轉換與較勁的過程。「如何對抗納粹政權？」固然是他們迫切要解決的燃眉問題，但是「威瑪共和為何失敗？」以及「未來德國何以重建？」卻是他們思考的主要面向。

屬於右派的黨執委會，基本上極力捍衛並肯定威瑪共和時期的民主共和傳統，但是並不諱言社民黨 做為民主社會政黨，在民主體制實踐過程中的疏忽與缺失。而黨內左派則尖銳批判右派的「保守」、「改革」政治立場，認為這不僅是過去民主體制失敗的致命傷，甚至在「此刻」面對納粹政權的強勢時，完全不具「革命性社會主義」的抗爭能力。他們視右派如同「舊社民黨保守、殘餘份子的代表」，因而力主在此非常時期：重新認識馬克斯的主張，並採取激烈抗爭的手段，Matthias稱此時期為「激進主義的復興」(die Renaissance des Radikalismus)，這也是社民黨左派最明顯的標誌。

在這個思考模式轉換，以及保守與激烈政治立場較勁的過程中，由黨執委會出版的雜誌、期刊與宣傳冊子，是左、右兩派人士展現其爭執論點主要工具。他們一方面試圖做到，如Stampfer前述：「客觀且無任何顧忌」進行黨史錯誤的探討，另一方面，也避免在「檢討過去與計畫未來」之時，做任何無歷史根據的批評與推論。流亡期間黨內左、右兩派對於「檢討德國過去」與「計畫德國未來」所發表的意見，均必須從社民黨員的「自我瞭解」角度加以審視。換言之，必須檢視：社民黨是否從其對威瑪共和時期的嚴厲批判中，深刻瞭解到德國「現階段」在納粹政權統治之下的政治危機，並依此研擬對於德國未來的具體計畫，從而進一步解決長期以來模糊不清的德意志民族問題。

以社民黨流亡時期為研究領域時，「新前進」和「社會主義雜誌」("Zeitschrift f槀 Sozialismus")兩份刊物可謂最基本，也是重要的研究憑據。相對於「新前進」偏向黨右派的保守立場，「社會主義雜誌」則是一個公開的論壇，接受任何對於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批評立場。其主編 屬於社民黨左派的Rudolf Hilferding，曾言明該雜誌的目的，一則培養黨幹部取得群眾運動的領導地位，二則培養黨幹部行使權力時的思想準備。「社會主義雜誌」所扮演的思想媒介角色，誠如Lademacher所言是：「〔…〕所有的思潮流派均不拒，而且不只毫無顧忌地反對那些反對者，同時也針對行動的停滯與缺失加以撻伐」。

上述兩份雜誌雖然是各派「異見」的論壇，但是從黨執委會的會議記錄，以及黨的宣傳冊子，可以清楚看出：在流亡期間，左、右兩派論爭的過程裡，曾出現人身攻擊、非就事論事，以及黨執委會強勢主導意見的情況。因此，研究此段史實的困難處即在於：如何忽視複雜的人事糾紛，而在龐雜大量、各持己見的文章言論中，爬梳整理流亡時期對於威瑪共和民主政治失敗檢討的理性論點，並且以此確立戰後德國重建的原則。藉著前述的分析研究，才得以清楚掌握社民黨對於德意志民族問題的立場，並進而批判。

隨著一九四五年盟軍戰勝納粹德國，繼而分區佔領德國，歐洲戰爭終告結束。社民黨自流亡開始，所期待並積極鼓吹的德國革命 一場由德國人在國內自行起而反抗納粹政權的革命，終究無法實現。社民黨在國外反抗納粹德國的行動，亦告失敗。納粹政權結束的方式，也判定了社民黨流亡時期的訴求：反對分割德國、反對割讓德國領土，以及力求德國在歐洲擁有與他國平等地位…等等，無法靠德國人的主觀意願達成，德國未來的命運完全操之於盟軍手中。然而僅管有這種種的挫敗，社民黨在流亡時期頑強反對粹政權的行動還是值得肯定，德國政治家Egon Bahr稱之為「一個光榮的挫敗」(ein ehrenvolles Scheitern)。

流亡時期社民黨各派人士，藉由對德國過去的批判與德國未來的討論，逐漸對於德意志民族問題凝聚出一個清楚的立場。誠如Matthias所下的結論，社民黨一方面「再度發掘自由與民主在社會主義概念中的意義」，二方面也再度發現與「高度非理性的民族情感結合之意義」。 同時社民黨也必須承認，民族問題的釐清，在社會主義自我意識的形成過程中有其功能。這個再發現的過程，乃朝向Matthias所謂的「政治人文主義的再生」(die "Regeneration des politischen Humanismus")。 Matthias認為，這種政治人文主義即是一種更新的社會主義，而且應該成為社民黨的集體意識。這種政治人文主義解釋了社民黨對於德意志民族問題應採取的立場。而長期以來一直模糊存在，未被清楚解釋的社民黨與民族問題的關係，藉此也取得了釐清的關鍵詞：民主。「政治人文主義的再生」即是重新肯定民主的重要性，政治人文主義所強調的是以「人」而非以「階級」為中心的民主，透過對民主的認同與堅持，彌平了社會主義與民族問題之間的鴻溝；德意志民族的基礎在於「人」的民主而非「階級」的民主，這成為社民黨各派人士對於民族問題的共識。

如此解釋社會主義與德意志民族問題，並不違反社民黨的國際政黨性格。因為，他們並不把民主侷限於解決德意志民族問題的關鍵詞，而是視民主為解決歐洲各民族、歐洲整體問題的鎖鑰。從社民黨流亡期間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對於威瑪共和時期政治民主化失敗的檢討，可具體看出：社民黨視德國民主化的失敗，即等同於歐洲民主化的未竟成功。因此，流亡期間黨內左、右兩派所展現出捍衛民主的堅強意志，也是他們對於歐洲整體發展的期許。Matthias視這種對於民主的強烈堅持，即是「新」社會民主的基本路線。他表示：「社會民主應該一方面克服歐洲的民主危機，另一方面把德意志民族帶向真正民主的一致化，以及在民主的民族概念之下的自決之路。」

社民黨在流亡期間的討論中，已認知到：欲實踐這個「新」社會民主的基本路線，亦即體現真正的民主，社民黨必須放棄過去僵化、教條式地解釋社會主義，必須擴大、活潑地解釋黨的意識型態，必須抓住當下歷史發展的脈絡，而視「人」、「所有的人」、不被階級解釋狹隘侷限的「人」為歷史的主體與歷史的中心。更進一步地說，是「人」而非「階級」是新社會民主的重心所在；社民黨的終極關懷是「德意志民族」，也是「所有的民族」。

經歷了威瑪共和時期民主實踐的挫敗，也經過在流亡階段的反省深思，社民黨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是以跳脫傳統的階級意識觀點，轉變固有的無產階級、勞工政黨個性，走向全民政黨的新姿態重現政壇，重新起步。長期以來對社民黨而言，不知如何定位的德意志民族問題，在該黨確立民主實踐的目標，並且以「人」、「全民」為黨的關懷主體的取向之下，已不再是黨的困擾。社民黨所追求、肯定的「德意志民族」是人本與民主的民族，在此前提之下，「忠於祖國」與「愛本民族」成為黨的公開政治立場。社民黨從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的「流亡」，固然導因於前階段民主實踐的挫敗，但是卻提供該黨自我檢視、調整轉型的機會；這曾經是黨的生存危機，但是也成為黨轉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