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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德國文學巨擘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二百五十週年誕辰，全德文學界及出版界熱烈舉辦系列慶祝活動，不僅形式多樣，內容亦稱豐富。綜觀近代其他德國文學作家，無一人的生平與著作如歌德，受到後人如此完整、全面地編撰、解讀及研究。研究歌德的文獻之豐富多采，令人嘆為觀止！雖然其研究部門主要仍集中在語言學領域 ─ 特別是德國語文學，隨著研究題材細緻化，在其他科學領域，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有以歌德為題材的研究作品問世。雖然歌德遺留下的大量作品和相關記載資料中，可供傳播學研究的題目不少，但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的研究論述，可謂鳳毛麟角。例如，歌德和報刊間的關係 ─ 他對報刊的觀點，他對報刊的使用 ─ 便是亟待學者研究挖掘的新領域。

在歌德遺留的著作和記述中，與傳播相關的主題出現在各式各樣的書寫形式中，如傳記式作品、書信、日記、公文、詩作本身以及和朋友圈對話的記錄等。對於傳播出現的形式、過程、效果及問題面，歌德具有相當的敏感度和瞭解。從為數可觀的觀察心得、見解、判斷和結論(Schlußfolgerungen)可以看出，他相當留意那個「傳播的、快速的世紀」(communicatives, velociferisches Jahrhundert)，亦能體察其特性，認清其趨勢 傳播過程加速，傳播方式不斷變更。

在人際社會日趨複雜之際，傳播活動也隨之熱絡起來。定期性刊物，如日報、週報和月刊等，是當時極其重要的傳播媒體，受到一般特別的重視。期刊和官方刊物(öffentliche Blätter) 的蓬勃發展和廣泛傳播，提供社會大眾更多思考、討論及批判的公共空間。而歌德對當時新聞業的觀察和評論，並非出於一時興趣；相反地，他對新聞持續保有興趣，對其論說也頗有力。正如歌德生平和著作的編載，有助一般文學時期特徵清晰化的作用；特別研究「歌德時代」報刊發展情況，整體而言，對這一時期新聞事業概況的瞭解，有補充作用，使其更臻完整、清楚。易言之，此類史料對研究傳播史有實質的助益。

歌德時代是政治變革影響最深遠的時期。隨著社會觀念不斷進步，輿論大幅開放，新聞自由的問題也成為討論焦點。此間急速增加的新聞記者，儼然成為新聞自由的代言人(Wortführer)、捍衛者(Verfechter)。對自我意識逐漸抬頭的市民而言，新聞自由的權利從此成為每項立憲規章的核心部份。

儘管講求民權已是時代精神發展的趨勢，歌德個人對於逐漸普及民心的新聞自由，堅決持反對立場。他反對任何對自由思想的美化，以及任何極端支持和保衛自由的行動。特別在政治立場上，他對當時社會力求自由的氛圍，相當不能苟同。他曾寫道：「我永遠厭惡那些自由的倡導者 (Freiheits-Apostel)。」

歌德對自由的基本態度，同時也是他對新聞自由的理解。他常表現出對反對實現自由的強烈態度。他認為，主張自由的捍衛者，其動機可疑，「只有那些想濫用新聞自由的人，才會大聲疾呼新聞自由」。在他眼裡，那些新聞自由的先行者 (Herolde) 主要力求的，不外乎是「意見一致化」(Gleichschaltung der Meinungen)、「集體思想的實現」(Kollektivgesinnung durchsetzen)。歌德在其詩作中提到：" O Freiheit süß der Presse!

Nun’sind wir endlich froh […] kommt, laßt uns alles drucken und walten für und für; Nur sollte keiner mucken, Der nicht so denkt wie wir".

歌德這段抒言有意影射當時備受全德矚目的Sachsen-Weimar-Eisenach大公爵國憲法政治 (Verfassungspolitik) 的轉變。一則在一八一六年五月五日由公爵公佈的國家基本法令 (Staatsgrundgesetz) ，賦予新聞自由合法的地位，其效力一直持續到一八一九年九月二十日邦聯決議 (Bundesbeschluß) 修正為止。對於新聞自由在憲法中確定下來，對感憤怒的當屬歌德。當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版，不時有新的新聞產品遞送到他眼前，他不禁語帶嘲諷對長年和他持相同看法的朋友Christian Cottlob v. Voigt說：「在這麼多的新聞自由中，總得保有『不閱讀自由』(Nicht-Lesefreyheit) 吧！」

歌德一直是「國家利益至上原則」(Staataräson)和諸侯權力政治的擁護者。他力贊「國家有權禁止它（國家）認為有危險的刊物出版」，並主張新聞檢查單位應由最高當局指派安排。歌德反對新聞自由的態度爾後不僅沒有軟化，甚至愈顯強化。一八一九年八月在奧地利公爵梅特涅(Metternich)提議下，德意志邦聯的執政代表達成「加強新聞檢查」的「卡爾斯巴德協議」(Karlsbader Beschlüsse)。歌德因此受到莫大鼓舞，更堅定多年來的信念。然而，另一方面，歌德逐漸陷入社會孤立的危險中。與他原本情誼深厚的威瑪首相，便因基本觀念不同，與他漸行漸遠。弗烈德希馮米勒(Friedrich von Müller) 曾記道：「和歌德幾乎無法進行一般的討論對話了，因為他表達意見太主觀 (einseitig)、太專橫 (depotisch)了。一直到去世，歌德始終堅信「新聞自由是胡扯」(Unfug der Pressefreiheit)，從未動搖。

特別在新聞業方面，歌德已注意到明顯的意識轉變 (Sinneswandel) 。一開始在文學作品中，許多國家領導基層人物遭到醜化；繼之，日報和期刊視監督官員於不見，大開言論尺度。許多主編容許讀者大放厥詞，甚至煽動的情緒性言論。在彼時諸多社會驟變中，最令歌德感到憂心的是日後也搖撼德國社會甚劇的法國大革命。翻讀他幾本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著作，不難從措辭中發現他的不快和厭惡。

歌德覺得「閱讀報紙」是無所事事的象徵，是浪費時間的活動；勤於閱報，特別指那些來自低等階層的讀者，日後可能會破壞政治利益 (Politikinteresse)。為防患於未然，他力主所有關於國家事務的過程、背景和內容，不論是重要、棘手或敏感，都當從新聞報導中刪除。對他而言，政治是一項藝術，其塑成過程不應公開於社會大眾眼前。至於報刊洩密 (Diskretion) 或不當言論 (Entgleisung) 可能帶來的傷害，歌德在一八O六年普魯士薩克森潰敗之時感受尤深。在對整個德意志政治命運不利的時刻，一份原本評價頗高的報紙大膽惡意貶低威瑪 (Weimar) 作為主導的精神文化及模範攝政重地的地位，並且詆毀當地有決定影響力的人物。經此事件後，更加深歌德對報刊的負面印象。

歌德反對新聞媒體擁有政治影響力的立場，不僅基於他基本的國家觀念，同時也由於他對新聞業一貫的藐視態度，特別是對日報和週刊。最令他反感的是一些日常生活東長西短的新聞 (Neuigkeitskrämerei) ，因為這些報導主要迎合大眾口味和所需。報紙充分掌握人性，設法滿足讀者對未知事件的好奇心。然而，是什麼因素使讀者對某起事件特別感興趣呢？依歌德之見，既非其「重要性」，亦非其「影響力」，而是其「新鮮感」 (Neuheit)。當歌德本人深受其害時，對報紙的蜚短流長更為反感。眼見報紙挖人隱私的動作不斷，他預料自己的私人生活、住處和家庭環境，有朝一日將被公開於眾人眼前。從許多當時手記中可知，為避免不希望的報導出現，歌德在面對談話對象時，是如何地謹言慎行。而每回遭受朋友背信忘義時，歌德自然倍感痛心。歌德擔心報紙讀者，特別是日報讀者，容易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報導誤導了視聽；因此，他甚至興起自己辦報的念頭，企圖將讀者的注意力從那些無意義的報刊，轉向「有智識性」的讀物。

對於新聞報導的內容和品質，歌德最常指摘的是報導內容不足、水平低落、效率不高、主題不明等，而其中部份原因來自瞬間大增的報刊。歌德也發現，這些不良現象逐漸危及文學領域。他在給他出版商科塔 (Cotta) 的一封信中寫道：「有志在德國文學上有所發展者，不得不容忍那些不良現象 (Mißstand) 。在日報和週刊影響下，許多美好的事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些不能相提並論的東西。」他對新聞業批評特別強烈的是，太多記者過於主觀，評論中多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且具有刻板印象，以致報導中總是隱藏著潛在的衝突性。他猜測這項趨勢的產生，原因在於人們日漸看重個人看法，而忽略知識。　

以及反應，深表反感。根據他的政治理解，討論公共事務的自由空間和表達意見的自發行為，必須受到限制甚或完全禁止。在權力集中、民主思想尚屬萌芽階段的當時，「新聞自由」對少數權力及利益既得者而言，的確猶如「毒藥」，帶有腐蝕其權力和利益的威脅成分。一直以來，歌德對一般大眾 (Masse) 總是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堅信國家應由少數「菁英」領導，一般智識不足的「草民」不該參與甚或影響政治事務。這樣的菁英主義政治態度，早在柏拉圖的著作 Politeia ( Der Staat，國家) 可發現。雖然以今天民主國家對新聞自由看待的標準反觀當時，歌德對新聞業的態度，顯得「極端保守」，不過藉由歷史背景的解析，我們雖然不能認同，但是可以「理解」其態度。

姑且不論歌德個人對當時新聞業態度問題，兩百年前的歌德，對於「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新聞倫理」、「新聞功能」及「新聞品質」等議題， 已有相當深度的論述。時至今日，這些仍是新聞學課堂上必定討論的課題。倘若歌德知道「明鏡週報」(Der Spiegel) 把國家檢察官將搜查前總理柯爾 (Helmut Kohl)

私宅，以便基民黨獻金醜聞案早日水落石出一事，提早曝光消息，想必又是一番「嚴詞厲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