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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由1973年至1996年的國際長期分析 ─

現代生物科技，特別是基因科技，自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是備受爭議及討論的重要科技。在世紀末複製羊「朵莉」(Dolly)成功面世後，接踵而來有關現代生物及基因工程的具體應用，如基因工程改造的食物、醫學上的基因治療(Genterapie)甚或是高等生物的複製等，在這跨世紀間，躍然成為「媒體寵兒」。1973年在後來成名的阿西羅瑪(Asilomar)會議上，科學家仍在狹小學術圈中討論其研究潛在的影響；而今，藉由新聞議題設定功能(Thematisierungsfunktion)，基因科技逐漸成為公共傳播重要的一部份，討論的層面也益顯多元。

本文目的在介紹由耶拿大學(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Alexander Görke, Matthias Kohring 及Georg Ruhrmann在「新聞學」期刊(Publizistik)中，一篇有關「報刊中基因科技」研究的報告。

 

1. 基因科技報導作為研究主題

    

從傳播學角度而言，新聞性基因科技報導的分析，乃藉由一連串規範性評估所進行的。正如一般科學報導，這類研究的大量分析，主要在呈現假定的「客觀事實」(objektive Realität)和「媒體真實性」(mediale Wirklichkeit)間的相似性或相異性問題。此處前提為，新聞報導的主要任務在於，對假定有「解釋需求」(erklärungsbedürftig)的社會，解釋科學性知識。各界爭論現代生物及基因科技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往往造成不適當、負面並大肆渲染的報導。新聞學較新的的功能分析主要立場反對，將新聞報導認作為社會中獨立的功能範疇；新聞報導不能完全描摹事實，而是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合理化準則建構事實。因此基因科技報導，不能一開始即根據其他社會次體系(Teilsystem)的部份興趣來評價。對新聞報導而言，較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社會問題，而社會經常將這些問題的處理及解決轉移到媒體這個功能體系上。

本研究目的在於，對德國平面媒體關於基因科技應用的報導，有系統地分析，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研究中將呈現一項媒體內容國際長期比較研究的多項結果，研究期間為1973年至1996年，研究內容在分析媒體中對基因科技應用施行的公共討論。這項國際長期比較乃由一個來自十二個歐盟國家組成的研究團體，在歐盟共同行動「生物科技與歐洲大眾」(Biotechnology and the European Public) 內進行。另外在本研究中，增添對「日報」(die tageszeitung, taz) 中基因科技報導的長期分析。

這項研究分析對象為具有主導意見地位的報紙及雜誌，這些報刊因各項標準，如發行量、特派員網路和追蹤調查新聞能力等，而受到其他媒體有系統地觀察，並因此可能間接主導其他媒體基因科技的報導內容。這項長期分析在德國媒體部份選出「法蘭克福彙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 和「明鏡週刊」(Der Spiegel, Spiegel)，這兩份刊物 1973年至1996年間的相關報導，一一被追蹤研究並記錄存檔，共有FAZ 418篇報導， Spiegel 170篇； 這項研究後來在德國媒體部份增添「日報」(taz)，因為這份報紙被歸類為所謂「另類大眾」(alternative Öffentlichkeit)的領域，所以符合比較刊物的資格，研究時間在1986年至1996年間，共計樣本543件。

在社會學風險研究(Risikoforschung)及新聞學研究報導較新結果的背景下，令人感興趣的是，德語區內基因科技報導發展趨勢如何。一些發展的斷層，例如
Kepplinger認為，德國基因科技報導上比較具批判性的技術報導的轉變，是否可以證明？此外有趣的是，德國基因科技報導如何在國際比較中定位。為了找出不同國家報導間潛在不同之處，除了主題、行為者及基因科技利害評估的分析外，研究者也試著辨別報導的不同主題結構(frame)。許多理由證明，一項由美語區著名的結構研究(Frame-Forschung)與系統理論的新聞學研究的整合，基本上沒有問題。「結構」指涉的不只是新聞的真實性建構與風險建構(journalistische Wirklichkeits- und Risikokonstruktion)，還有受眾(Rezipienten)的再建構形式(Rekonstruktionsschemata)。

所謂「結構」(frame)定義如下：結構1.會組織一項爭論的重點；2.安排特殊的符號與譬喻；3.闡釋與結構間的特定爭論。結構的功能在建構意義，具體呈現新聞事件。後來增添到歐盟聯合計畫(Verbundprojeckt)的taz樣本分析，主要希望瞭解，藉由「意見主導報刊」建構的報導模式，是否可以套用在其他報刊，或者有與之相異的另類基因科技報導形式存在。

 

3. 德國基因科技報導發展走向

    

 

1. 科學進步期 (Wissenschaftlicher Fortschritt) 1973-1984

    

   在公開討論基因科技的最初幾年，媒體報導主要沈浸在一片科學進步的歡愉氣氛中，大約60%的報導將基因科技的改變視為科學的進步；相對而言，只有7%論及科學發展可能帶來不可預計及掌握的災難(潘朵拉形式的盒子，Büchse der Pandora-Frame)。由58,8%文章只針對基因科技有利的研究前景及健康益處報導來看，這段時期輿論對其抱持的是欣喜以待的心情。這些「早期」的報導處理重點主要在醫學領域及基礎研究上，充分反應希冀遺傳性疾病和癌症(以及後來的愛滋病)研究突破的期望。也因此科學家在三分之二以上的報導中，扮演最重要的行為者(Akteur)角色。

    

2. 調整期 (Regulation) 1985-1991

    

   自八O年代中期，德國意見主導報刊便擴大了對基因科技的報導。此時基因科技不再只是與科學性議題，更涉及不同的社會領域。其報導焦點除了原來已具主導地位的「進步」(45,5%)外，增添了「公共責任」(Öffentliche Verantwortung) (21,5%) 及「倫理」(Ethik) (12,7%)。FAZ和Spiegel在這段時期的報導，有了明顯的差異。雖然「醫學」(17,7%)和「基礎研究」(14,5%)仍常是報導的焦點；但是之前未曾被報導的面向，如「農業」(4,9%)及倫理(5,5%)，也逐漸受到重視。其他主題，如基因科技的安全問題(Sicherheitsproblematik)(13,9%)以及一般政治的(11,6%)、調整的(12,8%)觀點，較之前期，報導頻率較高。

   這些變化過程必須溯源到「調查委員會-基因科技的未來與風險」(Enquete-Kommission "Chance und Risiken der Gentechnologie)，因為這個委員會在議會外討論會上將這項現代重要科技的爭議性搬上抬面；這場討論同時也是德國第一項基因技術法(Gentechnikgesetz(es))的準備階段，1990年聯邦議會通過該項法案。這點也說明了科學家(41,4%)還是所有報導最主要的的行為者，不過其絕對主導地位漸因政治家(25,5%)及媒體/大眾行為者(Akteure der Medienöffentlichkeit)(7,1%)式微。另一方面，工業(13%)在媒體發聲地位也有顯著提昇之態。

   儘管1985年至1991年間以基因科技利益為導向的報導仍佔多數(43,4%)，但因社會上對基因科技廣泛的討論，使得這類文章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增加風險與利益衡量的文章(37,1%)。傳統認為德國媒體「反技術」(Technikfeindlichkeit)的情形，在此報導特徵中，應該受到質疑。被選為研究對象的德國意見主導報刊，也展現他們在基因科技報導上的專業，無論是例常性、相異性、國際性或利害探討。這其中幾項特性也可在taz的報導模式中發現；和FAZ與Spiegel一樣，第二時期中taz的基因科技報導主要集中在德國(52,3%)、美國(15,3%)及歐洲(13,8%)；不過，taz報導以美國為導向的程度，不及意見主導報刊 (26,8%)來的高，以歐洲為導向的程度則較高（意見主導媒體：5,2%）。

   1986至1991年間taz報導主要為醫學(17,7%)及政治(17,7%)相關主題，除了「基礎研究」，其它報導主題皆與意見主導報刊無異；經濟、政治等主題在此比意見主導報刊較常出現。主題上的差異，也對應了行為者比例上的不同。在「調整期」中，taz報導中主要行為者分別在政治(31,8%)、科學(16,3%)、工業(12%)和媒體/大眾(10,9%)等領域，這點和意見主導報刊吻合；只是意見主導報刊中仍以科學家為主(41,4%)，而taz報導中政治家最常發聲。taz報導的另一特點是，非政府性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出現相對頻繁。

   相對於意見主導報刊以基因科技利益為報導主要方向，taz 在這段期間明顯以風險報導見多，有36,7%文章純以風險報導為主題；反之，只有近11%強調其未來發展的正面前景。此外，28,8%文章兼論風險與利益。在意見主導報刊一面倒向「進步」(45,5%)的報導結構同時，taz絕大部份以倫理(28,9%)、公共責任(20,7%)及潘朵拉之(13,6%)等結構進行報導；相對地，「進步」結構只有13,6%。

    

3. 全球化期(Globalisierung) 1992-1996

    

在全球化期內，「進步」結構(48%) 在意見主導報刊中仍具主導地位，而責任(11,2%)和道德(5,9%)相較之下，較為少見。和之前兩期不同的是，「全球化」(10.8%)議題漸受矚目。由於基因科技相關的經濟議題廣泛被討論，使得「全球化」成為報導方向。在與基因科技相關的經濟新聞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圍繞在「全球化」熱上。和第二期一樣，1992至1996年間媒體上基因科技議題同質性頗高：醫學(19,1%)、基礎研究(12,1%)、平衡報導(12,3%)、一般政治性(11,1%)。

在全球化期科學家(42,8%)仍是最主要的行為者，和科學進步期相較，其重要性稍微減弱。這樣的轉變並不表示媒體不再重視科學家，而是在全球化期中，現代基因科技發展不單只是科學界內的大事，而是關乎社會各個層面。這段期間「工業」(17,8%)作為行為者，受到媒體及社會大眾的注意力不斷提昇，非政府組織(5,8%)情況相同。全球化期的特色在於，在德國基因科技報導中第一次出現跨國組織「歐盟」」(4,5%)，報導因次逐漸將重點轉向歐洲內決策當局。和前一期相比，關於基因科技利害比較的報導份量減少。

隨著基因科技話題的「全球化」，報導事件發生地也分散歐美各地。德國基因科技報導以國際或跨國為導向的趨勢十分明顯，其意見主導報刊報導的事件中有26%發生在歐洲其它國家，28,7%在美國。另一項國際基因科技報導比較研究也指出，這種高比例的跨國報導取向，是德國意見主導報刊的特色，與法國和英國情形迥異。全球化期內，一方面利益與風險爭論的政治化已比前期降溫許多；另一方面也未回到「科學進步期」，主要處理科學性問題。從報導處理的主題與行為者的分配可見，被研究的意見主導媒體將基因科技視為複雜的社會議題，和國際及跨國的發展息息相關，其報導的特色為實用、例常性及以問題為導向。

taz在「全球化期」中的基因科技報導，有顯著的轉變。taz不改變以國內新聞(49,2%)為主的原則，而是在行為者、風險、利益和報導結構上有了改變。和「調整期」相較，政治家(20,7%)較少發聲。值得注意的是，和意見主導報刊相比，taz以科學(16,1%) 作為報導行為者的比例仍舊較低；不過跨國行為者(9,5%)增加的情形與意見主導報刊無異。工業(20,9%)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行為者，調節問題(19,8%)及安全問題(17,9%)為主要報導內容。五分之一以上的taz文章，以基因科技應用的益處作為報導焦點，不在只是偏重風險問題(22,5%)，而是風險與利益等重衡量。在利益層面上，以經濟(49%)、健康(14%)和研究(11%)等為討論重點；風險層面上，則是道德(21%)、健康(18%)和環境(17%)。與意見主導報刊相同的是，taz首次報導基因科技可能為消費者帶來的風險(12%)；與其不同的是，taz對基因科技的法律風險(11%)有一定份量的報導。

 

3. 德國報導與國際比較

    

   以下將對德國報導特徵(FAZ&Spiegel)和其它國家比較，這些國家必須符合國際比較的的許多要素，如報導密集度、媒體體系複雜度及方法進行等。研究的國家包括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瑞士、奧地利、丹麥、義大利及瑞典。由於每個國家基因科技報導發展歷史不同，因此這項國家比較以整個二十五年為研究時間，並以行為者、媒體結構、主題、風險與利益歸類及報導地為比較重點。原文作者特別感興趣的是，德國報導特徵如何在歐洲光譜中定位。

   科學家在德國報導的主要行為者，在歐洲比較上亦然。德、法、荷、瑞士四國報導中，較常提及四個主要風險行為者：科學、工業、政治及非政府組織。在義大利情況類似，不過當地「政治」代表性極低。令人意外的是，在英國情況也相同；相對地，在瑞典主要以科學家和政治家為行為者，而丹麥則只以政治家為主。

   在媒體結構比較上，德國報導在整個歐洲比較下，明顯有它的「規範性」(Normalität)。在德國三個基因科技報導階段中，「進步」結構一直維持一定的比例，在其它國家情況類似。「公共責任」和「潘朵拉之盒」報導結構，在各國情況也相同。只有「倫理」結構在整個歐洲比較低於平均。和德國相反，丹、奧兩國的基因科技報導對倫理問題的討論高於平均；而「進步」在荷、瑞士、丹三國較少被提及。

   如果我們能預先設想，各國新聞體系主要為該國人民服務，新聞有它「地域性」的特質，那一半以上新聞發生地在該國境內的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美國是所有比較國家最常報導的國外基因科技新聞來源。歐洲各國間基因科技新聞的區別在，國內與美國新聞出現的頻率。在法、瑞士和瑞典，其國內新聞出現的頻率高出平均，而來自的美國消息及少見；在德、義兩國的意見主導報刊中，自己國內的基因科技新聞較少見，來自美國的新聞較常見。

   以基因科技報導主題而言，荷蘭正代表整個歐洲普遍的情形。在德國意見主導報刊中，相對地，「調整」主題出現頻率高於平均，「醫學」低於平均。德國媒體報導特別在對基因科技批評上，享有盛名；美英「中立」的報導風格，則是另類新聞呈現方式。從這項分析可以看出，德國和英國相較之下對基因科技應用的利益經常報導。在歐洲整體比較下，由於德國單就「風險」報導的文章太少，使得結果相較之下，顯得對「利益」導向報導偏重。二十五年來法國對利益和風險衡量報導，正好落在平均值；相對地，義、丹、瑞典及瑞士對基因科技風險，描寫比較深刻，在德國這類報導模式可在taz中發現。

    

    

4. 展望

    

這樣的看法和評價，不僅忽略了科學和企業「本身的邏輯」(Eigenlogiken)─即基因科技研究的提昇刻不容緩─也未堅持嚴格的傳播研究檢驗。這項基因科技國際研究比較明白指出：德國報刊極片面或負面的報導形式並不適當，且可能誤導視聽；其意見主導報刊的報導特徵在它的「規範性」─質疑「利益」何在。1973至1996年期間，被研究的德國意見主導報刊並未將基因科技塑造為極端爭議性議題。本研究結果提出幾點未來研究重點的可能性：

 

1. 截至目前優先對報紙進行的國際比較研究，往後也應擴展到電視分析。

    

    

2. 除了資訊性新聞內容研究外，也應對「娛樂新聞」進行研究。

    

    

3. 「結構計畫」(Frame-Konzept)需要理論上的強化和更複雜的經驗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