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究室首頁 │ 陳紬藝教授簡介 │ 重要著作 │ 自然療法 │ 自然療法雜誌 │ 太古智藏 |
鄭兆華理事長、高玉春副理事長、陳敬平主持人、王振邦副局長、各位領導、貴賓： 當此「回歸自然」之聲浪高呼入雲之際，荷蒙河北石家庄陳敬平先生對我提倡自然療法加以響應，並積極活動，終於獲得鄭兆華理事長之認同，河北省當局及有關領導之支持，而於今天召開成立大會，實在使我有無比的感激和高興。 大家知道，現代是科學萬能時代，也是地球和人類，面臨毀滅命運的危機意識增高時代。一度以為人定可以勝天，現在已警覺到人算不如天算，科學的發展，如果是以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那麼，它的後果是什麼呢？ 在此科學時代，許多發明的東西，日新月異，今天發明的，明天變為落伍；天天在進步，其實天天在退步。醫學更是如此，與其永無止境去尋覓科學新藥，還不如保守中藥，雖不進步，但也永不退步。此所以我在一九八二年「自然療法」𡐓期發表了「自然第一、經驗第二、科學第三」的論文，主張由中醫自己來利用科學，不要由科學來左右中醫。現在，一度被認為不科學的中醫，忽然隨著﹁回歸自然﹂的潮流而聲價百倍，在台灣，不少的西醫院紛紛附設中醫門診部。其實所謂「回歸」，就是「大退步」，但卻是代表了「大大的進步」。 我從少年時代即研習中醫；一九五四年嚮往西方的自然療法；一九六二年主編 「革新中醫」雜誌；一九六五年響應孫中山先生的「醫道革命」，立志要將中醫與西方的自然療法醫學結合；一九七六年創辦「大同中醫」雜誌(一九八四年改為「自然療法」迄今)；一九八二年創辦「中華民國自然療法學會」，因依照新規定只能連任二次，已加以放棄，於一九九三年另創「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不斷的奮鬥，其歷程將近六十年。 我創辦的「大同中醫」(後改為「自然療法」)在兩岸未開放之前，就普遍為大陸同道所歡迎，而加以引進。還有更令人懷念者，就是我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九日，率中、美、法、意、日、印尼、新、馬、香港等九個國家及地區之學者專家九十人，再加上旅行社派出一個龐大的服務團，我的家鄉以及中途從香港來的友人等，共計有一百廿人左右，這在台灣中醫藥界來說，是最早和最大的團，出席由我和成都當局共同主持的「中華自然療法首屆國際學術大會」；大陸出席者則來自全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其涵蓋的地區也不算少；原定大會人數三五○人，實際報到者共七百多人，很多人受到限制而無法參加，很多人是自費參加的，就「自然療法」雜誌之報導，大會論文收到一千多篇之情形觀之，如不限制，參加人數當以四位數計算。所以當時我就在大會上宣佈：「中華自然療法在台灣開花、在大陸結果，今後必將造福於全世界。」在大陸，要成立一個學會，是很不容易的。可是由於大家的不斷努力，在成都大會之後，先後成立了黃山、珠海、溫州、南京的自然療法學會。今天貴大會的成立，我除了虔誠祝福之外，更希望能帶動更多的地區，成立自然療法學會。 所謂「中華自然療法醫學」一詞，是我於一九九二年所創的。(詳見「自然療法」84期「中華自然療法醫學之誕生」一文)主要內涵是要解決中醫「氣化」和「病毒」兩派的爭議。何謂「氣化」？何謂「病毒」？例如在中醫理論上極佔重要地位的「三因學說」，其中「外因六氣」、「內因七情」，就是屬於中醫所說的「氣化」問題；其中「不內外因」的「飲食」，就是屬於日本漢醫尤其是東洞派的「病毒」問題(因為病毒的根源是來自飲食)。「氣化」是無形的，「病毒」是有形的，兩派如水火之不能相容。而西方之自然療法醫學，其實就是中醫所謂的「病毒派」，與中醫一向以「氣化派」為正統的議論，格格不入，故兩者很難結合。而我則設法加以調停而創立了「中華自然療法醫學」。 「病毒」的大本營在「腸胃」，而內經只說「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偏於「氣化」立論。後人更進而把「飲食」列入「不內外因」，與蟲獸、跌扑等同，不倫不類。故我特為提出糾正，並加以重新分類，寫成「中醫病因新論」一書，於一九八○年出版。我的三因分類表如下：
天道(天時)：風火暑濕燥寒 ---------- │ 外因 地道(地利)：居處 ------------------- 三因的性質與分類： 飲食 ------------------------- (陳紬藝訂正) │
人道(人事)：勞逸
│ 內因
依我之研究，日本東洞之「萬病一毒」說係淵源於我國金元四大家之張子和，而張子和則淵源於唐代孫思邈之千金方也。千金方一則說：「滋味既興，痾瘵萌起。」(千金方自序) 二則大力弘揚「食治」。主張：「夫為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並告誡：「飲食每令節儉，不可貪味多餐。」(千金方卷) 三則於其書內創設「萬病」一門，引用耆婆萬病丸等方以吐利為主，認為吐利所出之「疾」，乃是「病之根本」(千金方卷吔，千金翼方卷)。可見孫思邈乃是古代醫家中闡發「病毒」之開山大師，其書真是中醫古典醫學中之瑰寶，惟其卷帙浩繁，很多地方難以索解，望之生畏，實在可惜。耆婆為印度良醫，可見千金方之「病毒」學說，與佛教東傳有關，本非中醫固有之方術也。 日本湯本求真，倡水、血、食三毒之說，三毒之中，應以食毒為主要。又，食毒為後天之毒，其先天之毒則為「胎毒」；然依愚見，凡胎毒，除來源於不可究詰之遺傳因素之外，悉是胎兒在母體內之食毒而已。尤其是自然療法醫學流派中的「同類療法」，也提出三毒---癬毒、梅毒、瘡毒；皆是「胎毒」之謂。其中「癬毒」之毒，則遠溯自千萬年前人類之遺傳，如以中醫所謂之胎毒較之，誠有小巫見大巫之感。凡此，除了梅毒之外，皆為西醫所不知，中醫所不詳，恰為自然療法之所長。我認為中醫必須與自然療法結合之最大理由即在於此。 我開始研究西方自然療法，是受益於英國之朋占明及希臘之喬治．費瑟可思。朋占明曾提出「疾病統一性」說法，他所說的「疾病統一性」，就是指「病根」而言。也就是日本東洞「萬病一毒」的說法和我國唐代孫思邈「病之根本」的說法。 中醫之「病因」學說，就「統一性」之觀點而言，約有兩個很重要的發現，於「氣化」與「病毒」之中各居其一。就「氣化」而言，即內經所說「風為百病之長」是也；就「病毒」而言，則為孫思邈所說「飲食為萬病之根本」是也。疾病之證候萬殊，病理之變化無窮，如能把握其統一性，也就是說，如能找到致病之根源，則可以不必理會證候、病理，而可以一舉解決。此所以內經有「治病必求其本」之說，而「風」與「飲食」，尤為本中之本。中醫如果只講傳統之「氣化」學說，不兼求後起之「病毒」學說，偏而不全，在「病本」上就輸了一半。 我認為西醫的科學是表現在「病理學」方面，極為發達，但真正能據以治病的卻是「病因學」，而非「病理學」。「病理」是標；「病因」是本。如再從而求出「本中之本」，豈不更好？ 但是西醫以「細菌」為「病源」之說，則與我們有異。我們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蟲雖為病因之一，但還有一個先決條件是「腐」，「腐」是本，「蟲」是標。這和西方自然療法學者說細菌是疾病的結果，不是原因的意見是一致的。在這個意見上，我們更義不容辭要和自然療法醫學結合在一起。何況殺菌的弊端太大，因為人體腸子裏的細菌有好有壞，殺菌，好壞都殺，得不償失。更要命的是抗藥菌的產生已到了無藥可殺的地步，眼看將來人類將被細菌消滅，台灣的媒體，在去年即一致提出「世界末日開始」的警告！ 當年法國的巴斯德，用死肉作試驗，推翻﹁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之傳說，因而發明細菌為致病之源，是絕大的錯誤。死肉本身已無生機，若活人的一隻手或一隻腳，也是一塊肉，即使沾滿細菌，必不致腐。巴斯德取譬不當，浪費一生，死前概然而嘆曰：「微生物不是病原，污穢方是病原」。「污穢」，相當於中醫「氣化」之「風」，與「病毒」之「飲食」。豈不是又回復到「先腐後蟲」之舊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此重大之公案，世人竟置若罔聞；而現代醫學，為什麼老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知錯而不改呢？ 中醫「治病求本」的說法，除了「病因」學說之外，還有「病機」學說，內經以「陰陽」二字來說明之，形成後人所說的「八綱辨證」學說。這個「病機」學說，比之「病因」，其層次更高，是全世界醫學之所無，非常的了不起。但我認為它所說的「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只是靜態的說明；而我則提出「邪正、內外、升降、出入」新八綱，卻是動態的描述。 例如：舊八綱的「表裏」二字，只是表示身體之部位，屬於靜態；而新八綱「內外」二字，則根據內經「從外之內」、「從內之外」之語意，是動態。舊八綱的「寒熱、虛實」，更可理解只是病情之說明，屬於靜態；而新八綱「升降、出入」四字，其屬於動態，更易明白，毋待說明。惟其中之「出入」二字，則與「病毒」最有密切之關係，不可不講。蓋「病毒」必須排出，如張子和所持汗吐下三法是也。自然療法學派中之「同類療法」，一名「順勢療法」，治病完全採取「以同治同」，用「引起發燒的藥治發燒；引起發炎的藥治發炎」，照著病患自身的反應，把病毒順勢驅逐出來，與西醫所採取的「對抗療法」，「以反治反」，把病毒從體表壓向體內的方法，恰恰背道而馳。我把這種引病外出的療法稱為「順治」；壓病內入的療法稱為「逆治」。因此，我在新八綱中的「出入」二綱內，就討論了「順治」「逆治」問題。內經在幾千年前就說：「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惟順而已矣。」又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西方自然療法學者們稱此種「逆治」，就是一種「殺人醫學」；也就是我力主「醫道革命」，義無反顧的理由所在。我認為科學雖然進步，理論很是漂亮，但是否正確，卻是另外一回事。誰敢保證科學沒有錯誤？ 根據以上所說，既然「內外、升降、出入」六綱，皆所以敘述「邪正」(病邪與人體的抵抗力)交爭之變化，故即以「邪正」為總綱；猶之舊八綱以「陰陽」為總綱之意。 我所著的「金元四大家醫學新解」一書，就是闡發、討論有關中醫的病機問題，再從而補充了「新八綱」，可以說就是一本較為完整的「中醫病機新論」，已於一九九五年由台灣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和早年出版的「中醫病因新論」，便成為我所創的「中華自然療法醫學」的兩大支柱。幾千年來中醫能治病的道理，就是這個「病因」和「病機」，我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兩部著述，也可算是不虛此生了！ 自然療法反對吃西藥、打針、開刀。美國的自然療法健將謝爾敦博士說：「西藥的使用與動手術都是生命之敵。」我很欽佩在一九五四年有一位德國的許米特教授，他又是外科主任，認為手術治療，既麻煩又危險，常常在想，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呢？後來學習了「同類療法」，就把手術刀拋棄而改做「同類療法」醫生；並專程到日本學習中國的醫藥和針灸，歸途經香港，發表演講，介紹西方的「同類療法」，認為它類似「中醫療法」，並暢論「中醫」和「傷寒論」之偉大！是為我認識「同類療法」之始。 我認為西方的自然療法學者，具有高度之智慧，超常之毅力，故能發所未發，言人之所不能言。例如他們也反對動物試驗，但我們東方的中醫學者，最多不過是說人與動物的生理結構不同、習性不同而已；但他們竟提出「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是「動物不會說話」，藥物投給它，引起的感覺，好像啞巴吃黃連一樣，有苦說不出。而我們的中藥，是直接從人體作實驗，從神農嗜百草到幾千年無數病患的經驗累積，怎麼會人而不如動物呢？ 我在一九六五年，始發現孫中山先生，是我國最早提倡自然療法的偉人。他深知中西醫學是兩個完全相反的醫學；他沒有提倡「中西醫結合」，或「中西醫一元化」，而是提倡「醫道大革命」。可惜他終身致力於「政治革命」，無暇於「醫道革命」。我於一九六五年十月，於台灣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醫藥」雜誌第四卷第五期，發表「國父對提倡中醫藥之偉大啟示」一文，並擬訂「依據國父遺教，提倡醫道革命；復興中華文化，促進世界大同」二十四字，懸為此生奮鬥之目標。又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在「自然療法」雜誌發表：「國父為什麼要提倡自然療法」一文，加以補充。我感覺很遺憾的，為什麼中國之大，竟從來沒有一人響應孫中山先生之號召，而由在下不才，難任仔肩，知其不能，還是勉力以赴！ 好像孫中山先生曾說過，欲致力革命，必先有革命的理論。我的醫道革命理論是什麼？像我所創立的「中華自然療法醫學」觀點，就是代表我的理論，它能成立嗎？「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就是我的推行動力，它的前途又如何？這一切就有待於事實之證明了！ 今天恭逢 貴大會成立，就以本講詞作為芻蕘之獻；同時，也以本講詞告慰於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庇佑我們革命成功，中華民族和全世界人類，同登壽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