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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 人类学课程哲学硕士论文
《语言、宗教与文化认同：中国凉山彝族两个村子的个案研究》
第五章，结论
一
本文涉及的兩個村子的人都認同彝族，他們對自己的族屬問題沒有任何異議。本文列舉了一些從文化上界定彝族這個族群的材料，但最終目的並不是討論族群認同問題，而是想考察相同族群認同的人們如何表述對該族群的文化認同。 韋伯指出族群對相似性的認同是主觀的信念(subjective belief)， 還對族群的歷史有主觀的"共同的記憶"(shared memories)。波波坤 村彝族和乃伍村彝族雖然在文化表述上有一些細微的差異，可是他們都有相同的洪水故事、相同的地名來源、相同的送魂終點等"共同的記憶"。 安德森在他的名作《想像的社群》中提出族群是"想像出來的社群"。結合彝族的情況理解，一個人覺得自己屬於彝族，不是因為他與每一個彝族有具體的關係，也不是認識所有的彝人，他只能通過想像界定其他彝人與自己屬於同一個社群。彝族中廣泛流傳的"洪水氾濫"神話傳說，不僅想像彝族共同的地域認同，想像和認同彝族的同根性。本研究中兩個彝族村的洪水故事都說洪水氾濫后地面僅剩的一位善良人士與天神之女結婚后，繁衍生息，發展成為彝族。 巴斯提出了"族群邊界"的著名概念。他不強調文化特徵，而是把族群看作是一個社會組織，強調族群間的界限，這種界限是內部的，是思想裡面的，即人們怎樣自認為是一個族群。波波坤村彝族和乃伍村彝族之間的邊界，由於歷史上政治體系不同，波波坤村屬於土司管轄區域，乃伍村屬於家支勢力管轄之地，由此兩村人把自己放入兩個社會組織體系內，加上漢人的黑彝、白彝，生蠻、熟蠻的劃分，從而使兩村人自認為是相互有區別的次亞族群。 科恩指出族群是和權力聯系在一起的，任何認同都可以看作 是与一定的權力爭取有關，族群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問題，就是政治原因，是隱性的，是主觀的。為了爭取權力和資源，在實踐過程中不同族群層次會利用相應的層次概念來表達。彝族相對於漢族群和其他民族來講，會認同為彝族，而彝族內部又有各種次族群，如諾蘇、納蘇等等，諾蘇下面還可以分為曲木蘇和諾木蘇等等。 凱斯在《族群變遷的辯證法》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區分為不同的族群，沒有一種一成不變的文化類型。兩個彝族村子在文化內容上存在一些差異，比如年節方面的差異是由於文化變遷引起的。波波坤村由於靠近漢族村子，因此改過漢族的春節，對傳統彝族年不重視，而乃伍村只重視彝族年，並不不過春節。教育用語的選擇上，波波坤村彝族因為漢語程度好，傾向於願意直接用漢語教學，乃伍村則傾向於同時用彝語教學。 陳志明教授提出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可以是不重疊的。從 彝族的情況看，兩村彝族的村民們因為漢化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文化表述。漢化程度淺的人，自然很認同彝族這個族群及其文化；那些漢化程度高的人，雖然文化上接受了漢文化較多，也認同彝族；即使縣城裏已經不會彝語的小孩子，他們也認同彝族這個族群。
二
根據巴斯族群邊界的最初含義，族群邊界的劃分，不需要強調文化特徵，僅需要把族群看作是一個社會組織，認為族群邊界是思想內部的。他提出考察族群應該是："族群邊界確定一個群體，而不是由其文化材料確定的。"（Barth 1969:15）。關於"文 化材料"，巴斯指的是語言、宗教、習俗和法律、傳統、物質文化、烹飪等等（Jenkins 1997:107）。巴斯這個論點後來受到一些學 者的質疑，金克斯指出："堅持認為在文化變化和族群區別的非連續性之間並沒有簡單的對等關係，它避免我們從形態學上列舉文化特性來分析族群的錯誤。然而，這種論點也可以與建議文化材料在區別之外同質，而這種區別是以某種不相關方式的武斷的社會結構，這當然不是事實。"（Jenkins 1997:107）。巴斯在後來 的一篇回顧族群邊界的文章中承認：："文化內容與邊界相對應的論點，像被闡明過的那樣，無意識地起到了誤導作用。是的，這在分析邊界過程中是一個問題，並不是要列舉全部內容，像舊式的特徵列表那樣。但是……在一個族群中，其中心的和文化的價值制度和行為可以深刻地參與其邊界維持。"(Barth: 1994:17,18)。乃 伍村和波波坤村代表兩個受外來文化影響程度不同的彝族村子。兩村雖然相隔只有四十多公里，但卻有各自鮮明的文化內容，以此可以劃分兩個村作為兩個次亞族群的族群邊界。文化內容的在不同族群成員中的反映，即兩村村民表現出的稍有差異的文化認同，區分了兩個村的族群邊界。 前面我們討論了從語言和宗教表現出來的彝族文化認同。根據訪談結果，我們認為：兩村彝族成員個人有不同的文化表述，而表現出文化認同是變遷的，是多樣化的，甚至是不穩定的。影響文化認同變遷的因素，在這兩個彝族村子裏主要與接受漢族文化的程度深淺有關，並從其族群成員對待其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反映出來。對於波波坤村和乃伍村彝族成員，村民們因為背景不同而在對彝族文化的表述上，強調和解釋的側重點不同，但由於社會化的原因，而從整體上認同彝族傳統文化。人們因為語言掌握程度，對傳統宗教的篤信程度，受教育程度，分佈區域，性別，年齡等背景的不同，而對彝族傳統文化的表述上存在著一些差異，而這些差異並不影響他們對彝族的認同。對他們來講，認同彝族是社會化的結果，是因為他們出生在彝族家庭，並有彝族親屬網絡以及其他社會化原因。正如陳志明教授研究馬來西亞的華人認同時指出："族群通過社會化來確認認同"（Tan 1997a:103）； "社會化是識別族群或亞族群的基礎，盡管個人是用行動來解釋 認同以及決定強調或不強調它的公眾表達"（Tan 1997a:104）。一 個人生下來時無法選擇族群和母語，但後來的發展卻可以改變這 些情況。斯庫納巴康斯對此有一段敘述，他說："族群和有附加 條件的某人語言或母語，兩者都像文化的中心，都想利用最初的歸屬來源：你出生於一個特殊的族群，而且這個環境決定什麼語言是你的母語（或者如果你的父母說不同的語言，就應該是多種母語），這些都將從一開始就定下來。但是，以後你的族群、你的認同、你的語言及其最後成形並運用，所有這些會發生什麼變化，是受經濟和政治和你的社會環境以及以後的生活影響的。這些事情也影響到你對你的族群和母語以及他們之間的連接的重要性知道什麼範圍。"(Skutnabb-kangas 1999:55)。 本研究中兩個村子比較起來，乃伍村漢化程度淺，波波坤村的漢化程度深。乃伍村村民中多數人不懂漢語，特別是老年人、小孩和婦女，能用漢語交際的是一些經常出門的年輕人。在宗教方面，該村村民絕大多數認同畢摩和蘇尼，篤信自己的傳統宗教。而波波坤村村民則相反，除少數老年婦女和兒童外，幾乎都是彝漢雙語者。該村沒有畢摩和蘇尼，人們在生病時表現出相信醫生治療多於用宗教方式治療。從這兩個彝族村子走出來，到外地工作的人，他們的孩子有些已經不會說彝語，轉用了漢語，由於中國教育中無神論的影響，這些人對彝族傳統宗教幾乎一無所知了。 把這兩個村子的文化認同類型放在一起考慮彝族的文化認同，我們發現彝族的文化認同是一種連續體，有不懂漢語篤信傳統宗教的類型；有操彝漢雙語、同時強調傳統宗教和醫藥同時治療病痛的類型；有到城鎮工作後，其子女不會彝語，不懂彝族傳統宗教的類型，等等。這和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文化認同有很大的相似性。陳志明教授的文章指出："總的來看，文化認同的概念，馬來西亞華人呈現一種連續體，一方面是最多的文化本土化，比如峇峇人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最少的文化本土化。在最少本土化方面，極端的情況是華人不僅能夠說華語寫華文，還拒絕所有形式的本土化。這是華人文化民族主義，有些甚至是民族中心主義。多數華人是介於這兩種文化類型兩極之間的。"(Tan 1997a:107) 本研究是從語言和宗教兩個方面揭示了彝族文化認同的不同類型。所選擇的兩個調查點，考慮選擇了一個漢化程度最小的村子，另一個村子則漢化程度最深。漢化程度淺的地方，通用彝語、篤信彝族傳統宗教，漢化程度深的村子，人們兼通彝漢兩種語言，生病時採用宗教儀式治療或者吃藥求醫並用。兩個村的村民對彝族的語言和宗教的認同呈現出不同的差異。
三
從語言上看，乃伍村彝族很認同本民族語言。彝語是村裏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不懂彝語怎麼算是彝族？"這句話是這個村村民語言態度的最好總結。由於漢語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占有優勢，招工、昇學等現實需要，要求人們掌握漢語，否則，將錯過許多有利條件。因此，乃伍村村民也樂意接受漢語，希望能掌握漢語。在教育用語的選擇上，他們認為用彝語文教育效果最好，但彝語文的使用範圍狹小，用途沒有漢語文廣泛，因此也接受採用漢語文教育。波波坤村彝族由於大多數是彝漢語雙語操用者，用漢語交流和接受教育沒有困難，因此在教育用語的選擇上，表現出願意直接採用漢語文教育，並不要求用彝語文教育，但對彝語是認同的。這種情況可以與涼山彝族其他一些情況相印證，接受漢文化較深的彝族表現出對本族群文化的熱愛與認同。例如"山鷹隊" 、"黑虎隊" 等以彝語演唱的流行歌曲的詞曲作者和演唱者，都是接受過中等以上漢語文教育的人。 由於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小而表現出對本族群語言文化強烈認同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於受到一定外來影響而對本族群語言文化認同持懷疑態度的例子也不少，對異文化有充分瞭解後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的也很普遍。中國歷史上的漢民族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國歷代王朝都以自我為中心，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強烈認同自己的語言文字，與自己有差異的外族一概稱為"鳥言獸語"。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國門被西方列強打破，西方思想湧進國門、西風東漸的時候，一些人開始懷疑漢語文的優勢，在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專業術語大量借用西方文字的時候，一些人甚至提出漢文字要走世界拼音化方向。進入1990年代後，中國人解決了漢字的電腦輸入問題後，人們開始強調漢字的優越性，有人甚至揚言漢字將是今後互聯網使用最多的語言。大家知道，猶太人是接受外來語言文化甚多的民族。斯大林根據他自己提出的民族定義來考慮猶太人的情況，認為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所以不是一個民族，因為猶太人 "在經濟上彼此隔 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著不同的語言"（斯大林1913：295）。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遭遇，喚起他們振興民族的願望，促進了戰後猶太人對本民族幾乎消亡的民族語的認同，從而興起希伯來語復興運動，使希伯來語"死而復生"。人們對本族群語言的認同程度與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位有關，例如，唐朝時期的日本遣唐使幾乎照搬了漢族的語言文字，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處於低落階段，後來日本強大起來以後，則表現為對本民族語言的認同。歷史上曾經被蒙古族、滿族等少數民族統治過的漢族，不僅沒有照搬這些民族的語言文字，相反，涵化了許多周邊民族，這是因為漢族人口多，科技、農業、經濟等相對比那些民族先進的原因。英語本來是古代央格魯撒克遜人使用的一種日耳曼語言，當年使用人口並不多，其地位並不顯赫。後來當"大英帝國"的旗子插滿全球，成為"日不落帝國"的時候，不管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英國都是處於優勢，很多弱小語言迅速吸收英語詞彙，很多原來屬於英國殖民地後來獨立的國家和地區，仍然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很多民族語言英文受英語影響力的影響，採用拉丁字母書寫本民族語言，比如中國政府在1950年代為境內少數民族創制的文字。英語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全球性語言，還有一些英語和弱勢語言的混合語"洋涇濱語"(Pidgin)和"克里奧爾語"(Creole) 。目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對英語表現出強烈的認同和熱愛，並引以為榮。 乃伍村在歷史上受彝族家支勢力的控制，國家權力對其影響甚微，歷代王朝勢力均很難介入這個區域，因此與其他民族發生關係的機會較少，漢語的影響開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因此很多人不會漢語。彝語是乃伍村村民的日常最重要的交際語，人們很自然地強烈認同彝語。但由於漢語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教育等各方面優勢作用，人們表現出學習和接受漢語的緊迫性。表現出願意讓孩子學習漢語文，便於以後昇學就業，但仍然強調彝族語言的重要性，有人（比如沙瑪畢摩）甚至認為不會彝語就會變成漢族，因為不會用彝語理解彝族傳統文化，自然就不像彝族，變成漢族了。 波波坤村的環境臨近漢族村子，處於諾木蘇彝族進入曲木蘇彝區和漢族聚居區田壩鎮的交通要道上，歷史上長期歸土司管轄，政治上是與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的。因此，波波坤村在政治統治、商品經濟、農業技術等各方面都與周圍的漢族村子接近，和漢族交往交流的歷史長。因此，多數人是彝漢語雙語者。他們在語言使用方面，並不刻意選擇，因為與彝族和漢族交往，語言並不構成障礙，他們可以依說話對象自由轉換彝語和漢語。因此，他們並不特別強調對彝族語言文字的認同。在教育語文的選擇上，多數人認為用漢語文教學就可以了，沒有刻意要求採用彝語文教學。
四
跟語言一樣，宗教信仰是彝族重要的文化內容。乃伍村彝族保持傳統宗教信仰較多，而波波坤村則保留得較少一些。這也是跟漢化程度的深淺有關的。在甘洛縣，彝人、漢人和爾蘇人之間的族群界限很明確，其中一條標準就是三個族群都有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比如從宗教神職人員看，彝人有畢摩和蘇尼；漢人有端公、神漢 ；爾蘇人有沙巴 。雖然三族之間有相互請其他族群的神職人員到家裏驅鬼治病的現象，但這種現象是極少數。乃伍村彝人就從來沒有請漢人端公神漢或爾蘇人的沙巴來作法。除了彝族自己傳統的宗教信仰外，乃伍村彝族幾乎不知道漢族和爾蘇人的宗教體系。在乃伍村的訪談中，當我問村民知不知道漢人和爾蘇人的宗教信仰時，他們都表現出神秘感。沙瑪畢摩說："漢人和爾蘇人都有'畢摩'。漢人的'畢摩'比我們彝人畢摩還厲害，他們還有廟，裏面有很多光頭的'畢摩' ，天天唸經，我們彝族還沒有廟。爾蘇人的'畢摩' 也很厲害，聽說我們彝族畢摩不能治好的病，爾蘇人的'畢摩'就能治好，特別是爾蘇鬼纏身的病更要請爾蘇'畢摩'來驅趕。"在波波坤村，由於離漢族村子近，人們對漢族民間宗教的瞭解比乃伍村多一些。但波波坤村本身沒有神職人員，他們要驅鬼唸經都要從村外請。他們主要請彝族的畢摩和蘇尼，也有請漢族端公和神漢的。波波坤村的慕格道出了原因，他說："人病了，如果在醫院治不好，或者效果不佳，就要考慮請人驅鬼祛病。如果纏在病人身上的鬼是彝鬼，就要請彝族畢摩蘇尼唸經驅鬼，如果是漢鬼作崇，彝族畢摩蘇尼對付不了的，請漢人端公和神漢或許管用，因為漢鬼聽不懂彝語也很有可能攆不走。我們這裏離爾蘇人很遠，爾蘇鬼可能不會到我們這裏來作崇，我沒有聽說過我們村那家請過爾蘇人的'畢摩'來家裏唸過經。"波波坤村彝族雖然接受漢族的端公神漢來作法，但前提是病人是因為漢鬼纏身，所以，歸根到底，波波坤村的彝族仍然以彝族的傳統鬼怪觀念為主，篤信彝族的靈魂觀和鬼神觀。 乃伍村和波波坤村的彝族，乃至整個涼山彝族，現在吸收和接受漢族文化很普遍。很多地方，特別是火車鐵路或汽車公路等交通要道附近的人，在語言、服飾、飲食等文化內容上向漢族靠攏。比如，彝族的傳統喪葬方式是火葬，可是安寧河流域靠近漢區的彝族（自稱'咪西蘇'，意為'平壩人'，他稱'水田'），經濟條件好的還行火葬，否則改用漢族棺葬的習俗。波波坤村除少數幾個老年婦女和小孩子外，基本上是彝漢雙語人，在服飾上，老年婦女還穿傳統衣服，年輕人或中年人，除非節日或婚喪嫁娶等場所，大家都不再穿彝族傳統服飾，而改穿更為輕便易買的西式服裝了。但是，在宗教上，彝族的宗教信仰體系基本處於封閉狀態，很少或沒有受到外來宗教的影響。 綜上所述，彝族語言、宗教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歸根結底是直接與漢化程度相關聯的。本研究表明：漢化程度淺的人，自然很認同本族群的傳統文化，比如乃伍村村民；受漢文化影響深的人，也會認同本族群傳統文化，只是在表述的時候並不刻意強調本族群傳統文化，因為他們同時可以有兩種選擇。比如波波坤村村民。兩個村子的彝族因為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居住環境，對彝族語言和宗教存在著有差異的經驗和感知。這也與馬來西亞不同地區華人的相似："不同地區的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的地方經驗，他們對自己以及別的區域的人對他們的華人認同存在不同的感知，盡管他們都是華人"(Tan 1997a:107)。 對彝族語言和宗 教的認同，在乃伍村和波波坤村有不同形式的表述和反映，這是區分曲木蘇和諾木蘇兩個彝族次亞族群的邊界的重要因素。而且，由於社會化的原因，不同的文化認同與表述並不影響這兩個村子的村民對彝族這個族群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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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修改时间：Wednesday, 2001-05-23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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