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學的世紀回顧與展望

西元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日是國際政治學誕生的日子。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的空前浩劫，為了探索國際上戰爭發生的原因，以追求永遠的和平，來自美國及英國參加凡爾賽合約會議的代表達成了一項協議：分別在他們國家成立一個長久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機構[1]。同年在英國威爾斯大學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政治學教席 (Lehrstuhl)。在這個意義之下，國際政治學可以說是胎生於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會議。

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途徑起初和傳統政治學一樣不脫歷史研究法(戰爭史、外交史)[2]及法學研究法(國際法)[3]的窠臼﹐尤其以德﹐法兩國最為明顯；但是在一九二○年代以英，美兩國逐漸重視研究方法的可檢驗性 (Nachprüfbarkeit)，這種研究態度奠定了現代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基礎。這一個階段有兩種關鍵的研究趨勢。第一，國際政治學研究首次嚐試整合不同的學科來解釋國與國之間互動的模式；第二，研究的角度大膽的從單面向的外交政策走往多面向的國際政治。 一九三○年代隨著歐洲及亞洲軍國主義的興起，使國際政治學研究的方向從研究戰爭的原因轉而注重如何避免戰爭的發生。就在此刻展開了理論上第一次爭辯：亦即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對照。前者認為透過人類的理性的實踐可以讓國與國的利益關係趨於和諧，此一觀點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計畫為代表[4]；後者則認為戰爭的避免唯有透過認清國家追權力的本質，藉由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5]來制止戰爭的發生，這一觀點則以英國歷史學家卡爾 (Edward Hallett Carr) 所著之二十年的危機 (The Twenty Year´s Crisis)為代表。國際聯盟的瓦解、二次世界大戰及隨後冷戰的爆發，都使現實主義在理論的爭辯上，略勝一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冷戰的爆發，美蘇二大強權的對峙，以權力均衡概念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成為國際政治理論的主流。在其代表人物摩根濤 (Hans J. Morgenthau) 所著的國際政治─  權力的追求與和平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得以一窺其理論的精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權力的中心由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轉移到北美。美國以世界超強的地位亦主導了國際政治學的走向。但原子彈的發明，夾帶其空前毀滅性的殺傷力，使得傳統軍事戰略理論徹底改變：亦即從如何打贏戰爭到如何避免戰爭，其道理很簡單，因為在核子大戰中，沒有贏家，只有被毀滅的先後順序罷了。在此一戰略背景之下， 「和平」成了生死存亡的先決條件[6]，於是和平研究(Friedensforschung)這個研究領域在戰敗的德國得以開展，成為德國唯一可以與英、美相抗衡的國際政治學領域。

六十，七十年代美蘇的核子嚇阻武力趨向均衡，帶動了博奕理論(Spieltheorie)的流行，期望透過理性的選擇，來解決雙方的衝突。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著衝突的策略 (The Strategy of Conficts, 1960)為此一派的經典著作。在此同時因博奕理論所引進的以數學量化研究方法，以及行為主義的盛行使得傳統政治學的規範研究法受到嚴厲的挑戰。所謂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的辯論於是揭開序幕，這次的爭辯主要是方法論上的問題，雖然行為主義主張的科學研究法並沒有在這場辯論中佔上風，但卻刺激了對傳統現實主義和傳統自由主義的反省。除了博奕理論之外，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在五Ο年代的竄起，也帶有讓政治學更科學化的味道。這種原本出自於生物學的系統概念，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被應用之後[7]，政治學家亦隨之跟進[8]。在國際政治學理論發展史上，卡普南 (Morton Kaplan)首先創造「國際體系」的概念[9]，其代表著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為了擺脫對傳統現實主義不夠「科學」的批評，華茲 (Kenneth Waltz) 以系統理論為基礎，建夠了一套新的國際政治學理論，來解釋國家對外的行為，即所謂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us)。華茲於一九七八年所著的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為其理論代表作。華茲批評摩根濤的著作只有理論的元素，但仍談不上是理論。新現實主義仍以一六四八年威西法理亞和平會議後所形成的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係分析的基本單元，強調系統的結構是決定國家對外行為的關鍵因素。在國際政治的層次上，系統的結構是無政府狀態(Anarchie)[10]，國家為了自保，安全成了國家的首要目的。在此一現實環境下，國家之間缺乏信任，軍事武力成了達到國家安全的主要及最後之工具。

另一派和新現實主義觀點相左的理論也在幾乎同一年代悄悄竄起。以克歐亨 (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Nye)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us; NLI) ─權力與互賴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1977)─為其代表作。其產生時代背景為五Ο，六Ο年代，因通訊、交通科技的空前發展，加快了國家與國家之間互動速度與腳步，這種互動頻率的加速，由其是經濟、貿易的往來，亦造成國與國之間對稱或不對稱的互賴關係，因為這種互賴關係而產生的衝突，需要國家之間合作，共同建立「制度」[11]來調解。依克歐亨及奈伊的理論，制度足以影響國家對外的行為；而國家可利用不對稱的互賴關係，來施展權力，即所謂的連結(linkage)政策[12]。新現實主義及新制度主義最大的理論歧異在於：前者基於國家間的不信任關係，排除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零和遊戲成了國家與國家互動的準則；後者基於成本效益原則，認為合作的可能性一定存在，此一情況下，非零和遊戲成為常態[13]。

這兩派的學說之爭從七Ο年代末，經歷了整個八Ο年代，一直持續到冷戰的結束。然而另一派基於社會學理論的建構主義(Konstruktivismus) 開始在九Ο年代初浮上理論的抬面，其代表人物為文特(Alexander Wendt)。在他一九九二年發表的期刊論文中[14]指出，新現實主義與新制度主義其實都事基於理性主義的架構之下建立的理論，本質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依照文特的理論，真正影響國家對外行為的主要變數為規範(Norm)，而規範的形成則是透過國家互動過程中，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的建立[15]。九Ο年代迄今建構主義儼然已逐漸成為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主流[16]。

回顧國際政治學近百年的發展，可以得知這門學科其實不愧稱之為危機詮釋及危機解除的科學(Kriseninterpretation-und Krisensbe- wältigungswissesnschaft)[17]。國際政治學的理論亦隨著不同時代所出現的不同問題，嚐試尋求對應的解答；如同經濟學理論一樣, 古典經濟學派無法解決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嚴重失業問題，凱因斯學派因提出解決失業的方法，因而風行一時[18]。正是因為要解釋及理解問題，國際政治學理論採用或修正一些其他人文或自然科學學科的理論或方法，例如歷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有人批評(國際)政治學不是科學，因為它沒有孔恩(Thomas Kuhn)所謂規範科學(Normalwissenschaft)中典範(Paradigma)依次取代的現象[19]；而是呈現理論多元化(Theorievielfalt)及理論相互競爭的局面，有人因此也稱(國際)政治學為整合科學(Integrations- wissenschaft)。

第一，冷戰時期原本僵固對峙的東、西兩大陣營，在蘇聯及其軍事同盟解體後，國際秩序變的比較鬆散，帶動了國家間的互動交流的機會與頻率，加速了全球化[20]的現象。在這波全球化浪潮中，傳統民族國家 ─也是傳統國際政治的主要行為者─ 雖然仍不能說已被全球化的「推手」跨國企業或「作手」非政府組織(NGO)所取代，但其地位及功能已有明顯下降的趨勢[21]。原因是當今國際政治的許多問題，例如全球環境污染、人口遷徙、核生化武器擴散等等，都是發生國家主權所不及的領土之外。另外政府的角色在全球分工及全球市場經濟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也極難扮演；一方面要顧及國家在國際的競爭性，另一方面則要維持國內社會的正義及公平性[22]。在此一背景之下，全球化現象及其相關的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的研究正方興未艾。

第二，美國在冷戰結束之後，克林頓政府挾其世界唯一超強的地位，企圖貫徹及擴大化(enlargement)的政策：在經濟方面即自由主義的貿易精神，徹除關稅壁壘，解除國內的貿易管制(Deregulierung)。負面的影響即民族國家逐漸失去經濟貿易政策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後冷戰時代因為資訊及通訊、傳播等科技迅速發展，尤其以網際網路為傳歐媒的第二波工業革命，使全球的資本快速流通，造成了國際政治的經濟化(Ökonomisierung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一些國內金融體質不健全而又主要以外資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的國家，非常容易受到金融風暴的侵襲。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3]，是最典型的例子。這一趨勢也帶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流行。

第四， 東、西衝突的結束，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理論，而是對整個社會科學理論的預測性是一記鉅大的打擊[24]。因為如此，所以後冷戰後的政治學界乃殷切尋求、修正、或重新發現新的理論；或者轉移研究的方向。近幾年(國際)政治學界比較流行的理論，除了建構主義之外，尚有新統合主義、女性主義、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理論，泰勒 (Charles Taylor)的社群主義及魯曼(Niklas Luhmann)的系統理論等等，可以說是百家爭鳴的局面[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