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經濟是宋代的經濟結構中居主要地位，所以農村戶口佔總戶口的大多數。從分析農村戶口的社會結構，便足以說明宋代財富分配的基本形態。

「戶籍」是官府對平民按戶為單位所進行的戶籍登記，又稱為戶等制，作為朝廷的稅收、治安、征兵等標準的依據。宋代的戶籍亦不例外，據開寶四年(971年)七月詔令規定：「……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互杷往彼，與逐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貴共分力役。」[1]

宋代的戶籍是由上下幾個幾經濟能力不同的階層所組成，即官戶、上戶、下戶及客戶。當中上戶和下戶可統稱為主戶。

宋代主戶是按財產多少而定等的。定等的原則據北宋呂陶曾說有四種：「天下郡縣所受版籍，隨其風俗，各有不同。或以稅錢貫百，或以地之頃之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為五等。」但呂陶定等的形式，實際上只分兩種：其中「稅錢」是按田地好壞而征收的夏稅錢為准，「田之受種」是接土地的下種量為依據，而「地之頃畝」是按佔有土地的多少而划分戶等；「家之積財」就是另一種計算方法，這個在宋代名為「家業錢」，乃是按土地、浮財[2]兩項仍為定等的主要基礎和依據。

主戶可分為五等，即一等戶、二等戶、三等戶、四等戶和五等戶。其中一、二、三等戶合稱上戶，認為是「乃從來兼併之家」，即地主階級。一等戶的土地「有多至百頃者，少至三頃者」，當中有超過三頃以上的可稱為「出等、高強、無比或極力戶」[3]，也有簡稱出等戶和高強戶。二等戶每戶約有土地二頃左右，三等戶則每戶有土地一頃左右。南宋時又分上戶為富家和中產之家。不過無論富家或中產之家，均擁有足夠維持生活的田產，並招有佃戶耕作。上戶在農村戶口所佔的比例不高，約佔主戶的百分之十，若合主客戶計，則僅佔百分之六左右，而其中又以中產之家居多，富家較少。

第四、五等戶統稱為下戶。第四等戶則只有土地五十畝，第五等戶所有的土地則在二十畝以下。下戶中還有相當一部份的無產者，但賦稅還在自己的名下，「產去稅存」，被稱為「無產稅戶」。他們靠租地耕作為生，實際上是佃農的一部份，只是在戶籍上屬於主戶罷了。所以在南宋的文獻中，下戶常被稱為貧民。下戶所佔的比率甚大，約為百分之九十左右[4]；而下戶在農村總戶口中，其比率約佔三分之二[5]。

在五等戶籍中，如果從政治身份來看，可分為「官戶」和「民戶」兩種，而官戶是包括在五等戶之中的。官戶在唐以前是在朝廷控制下的一種半奴隸戶，但宋初以後則主要指品官之家，即官僚地主。北宋政府把官戶作為它的主要統治力量，制定有「官戶法」[6]。官戶除了享有優厚的俸祿外，高中級官員通過皇帝的恩蔭[7]使其子孫親屬為官[8]；觸犯刑律時可以請求減刑，或用經濟贖刑，必要時還可免官去罪；經濟上亦免差役和勞役，交稅時可免支移折變，北宋末還可免科配等等。官戶不僅在政治上是掌握實權的分子，在經濟上也自成一個階層，是擁有多量田產的大地主，高踞農村社會的最上層。據南宋紹熙四年的記錄，官戶數尚不及總戶數的千分之三，大部份縣分官戶都在一百五十戶以下，所佔的比例不及百分之一，甚至不及千分之一的情形[9]。因此官戶雖為經濟能力最高的階層，但在農村戶口中卻是所佔比例最低的一個階層。

農村客戶是宋代佃農的通稱，「乃鄉墅有不佔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謂之客戶。」所以客戶亦可分為佃客、浮客、牛客、小客，這與唐代把客戶稱為外來戶的含義完全不同了。

客戶和主戶的分別在於是否繳納常賦為依據，主戶繳常賦，客戶則否[10]。客戶並無田產，須仰賴他人的土地為生，所以他們是農村中經濟能力最低的階層。宋代的客戶並不是世代依附某個地主，而是可自由轉徙的，所以出現了「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的現像。

據《元豐九域志》所載，客戶約佔北宋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南宋客戶則佔總戶數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左右，其數量是不容忽視的。

剛才談到的官戶是宋代的管治階級，而組成官戶的主要成份，就是通過科舉考試或其他途徑，從民間讀書人中選拔成為官僚、士大夫階層的士紳，而鄉紳就是指在鄉間擁有田地的士紳。

所謂的紳，就是帶有身份地位，而又擁有官位、功名及財富的人，鄉紳就是鄉郊地方有權有勢有財的統治階級。由於宋代採取「不抑兼併」的政策，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都為官任內買田是十分盛行的，有所謂士大夫「宦游而歸，鮮不買田」，又或是「富者有資可買田，貴者有力可以佔田」[11]，甚至「富家大姓，幸其鄰里之破產賣田，則啗以厚利而兼併之，然後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12]。鄉紳則多在去官後在鄉間兼併田地，使之成為鄉間經濟能力最高的階層，鄉紳成了「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坐收客戶、貧下戶，使鄉紳能有效管治其下的佃農。因此鄉紳就成了官府和平民之間的一度橋樑，朝廷要有效實施政策，最佳的方法就是通過鄉紳去實行。所以鄉紳在地方的官僚機構中起著加強政權、鞏固統治的作用。

作為地方勢力之首的鄉紳，其利益與朝廷是一致的。因為當鄉紳擁有田產之後，便竭力希望進入仕途，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為宋朝要防止藩鎮割據，需通過科舉從地主知識分子中選拔人才，擴大士大夫的隊伍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所以鄉紳的子弟得以為官，便能從朝廷政策中保護自己的利益。如宋廷從優任命進士合格者，對士大夫不殺不辱，並得到上述官戶所得的各項特權。

安定的社會才能保障鄉紳的利益，所以鄉紳為民間提供不少社會保障。如

義學提拔了不少民間人才，為鄉紳在朝廷中佔一定的勢力，保障鄉間的利益；義田使流離失所的流民有田可耕，減少流民所做成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義塚使貧下佃農死有所葬，形成狐死必首丘、安土重遷的風俗，加強社會的穩定。所以文彥博指出「皇帝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13]，鄉紳為宋朝起了穩定社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