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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釋詞 l 神思：《神思》篇重點理解原文，論創作構思：想像的特點、性質；想像展開的心理、生理條件、作家必須具備的多方面素質；構思與“辭令”的關係：創傷構思是創造性勞動，及其意義。 l 神與物遊："神與物遊"的源頭在於老莊哲學。老莊對"道"的終極追求是"神與物遊"的思想基礎。這種境界就是“物我合一”的境界也就是精神超出軀殼和自然萬物合為一體，詩文中常常寫及這種境界。劉勰從創作論的角度對"神與物遊"作出了創造性的闡釋，使意象創造理論開始趨於完備,從而為意境理論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l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所謂"神用象通"是指在創作過程中，想像與外物相容和相通。所謂"情變所孕"是指思想感情在想像活動中，對構成意象或物象有孕育和制約作用。亦即是作家在創作中離不開想像，想像始終伴隨著物象，而物象或意象的誕生，最終又離不開作家的思想感情。 l 意授於思：言授於意。“意” 指作家的思想或作品的立意、主題。劉勰認為這一階段的心理活動是相當重要的，“意授於思，言授於意”，“思”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密則無際，疏則千里”，如果運用不當，是很難達到文學創作的目的的。 (乙)、 問答 l 試述《文心雕龍》的組織結構。 《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上獨一無二的體大思深的文學巨著。根據《序志》篇的說明，它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一是從《原道》至《辨騷》五篇為〝文之樞紐〞，是為總論； 二是從《明詩》至《書記》廿篇為〝論文序筆〞，為文體論； 三是從《神思》至《程器》廿四篇為〝割情析采〞，專論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創作與批評鑒賞，其中《神思》至《總述》十九篇可視為創作論，《才略》、《知音》和《程器》三篇可視為評論；而《時序》和《物色》兩篇則兼而有之。 古書通例，序言置末。最後一篇《序志》是對該書寫作的宗旨、時代背景、研究方法的說明。 l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哪些重要觀點? 劉勰（465-520或521），字彥和，東莞莒人，終身未曾婚娶，但篤志好學，並在定林寺整理佛教經典歷時十餘年。在此期間，他博覽群書，撰寫了《文心雕龍》。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 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在《時序篇》裏，他首先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運涉季世”，所以“人未盡才”。他最後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代可知也”。 當然，他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學理論上他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的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合乎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在《通變篇》裏他又系統地論到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他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末力衰也。”把《時序》、《通變》兩篇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具有相當簡要清晰的概念的。 就每一種文體來說，他也很重視歷史發展的追索。《明詩篇》對建安、西晉、宋初詩風面貌的變化，概括相當準確。《詮賦篇》對兩漢、魏晉辭賦的盛況，也有相當充分的描繪。這兩篇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和賦史的提綱。甚至在《麗辭》、《事類》、《比興》等論語言修辭的專篇中也有文學語言修辭的歷史發展觀念。由於他對歷史事實有廣泛觀察和深入追溯，他對南朝文風的批判也就顯得比較深刻有力，不讓人感到是儒家觀點的片面說教。這是他超過前代批評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質先于文、質文並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兮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認?創作應該“?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並且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晉宋以來許多作家“志深軒冕，而泛詠?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的虛?清高的面目。在《風骨篇》裏，他更強調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及清晰的結構條理。他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就是反復地說明必須先有思想然後可以述情，必須先有事義然後可以鋪辭。他還引用了曹丕的文氣說來闡明文章的風骨正是作家個性風格的主要標誌，可見他的風骨論正是曹丕文氣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在《定勢篇》裏，他指出要“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要適應不同的內容來選擇文體形式，並適應不同的文體來確定文章的風格面目。在論風格上，他並不一般地反對華美形式，他說“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又說“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在文體論各篇中他還具體指出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和客觀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寫戰爭中的檄文，為了達到“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的政治目的，就應該寫得“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在《論說篇》他反對陸機“說煒燁而譎誑”的觀點，認為“說”並非對待敵人，就應該講忠信。總之，宗經六義是他對質文關係的基本看法。
(三)他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在《神思篇》裏論創作構思過程，發展了陸機的觀點。他不僅有非常簡練生動的描繪，而且對作家構思過程中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之間的關係有比較準確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同時指出要使“關鍵”、“樞機”活躍疏通，一方面要“虛靜”。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認為這些平時的學識才能修養和生活閱曆的準備，是“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在《熔裁篇》裏他對寫作過程指示更明確具體：“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於終，則撮辭以舉要。”在《附會篇》中他用非常生動的比喻說明了文章體制的有機的完整性：“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神明，事義?骨鯁，辭采?肌膚，宮商?聲氣。”這些都是針對南朝形式主義文風而有意識發揮的議論。他關於文章風格的論述，也非常精采。他認?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藝術才能)、氣(性格氣質)、學(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基本方面，而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的不同，正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存在著差別。這就把人們認?玄虛奧妙的風格問題，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說明。在這方面，他也大大地發展了曹丕文氣的理論。在有關形式修辭方面，他也往往針對關鍵問題立論，在《比興篇》裏他指出了兩漢以來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興”，只講形容，不講寄託的不健康傾向。在《誇飾篇》裏指出運用誇飾手法應該準確得當：“飾窮其要，則心聲並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諸如此類的論述至今還有值得借鑒的地方。至於那些進用典、對仗、聲律等方法技巧的言論，對我們欣賞古典作品也有很大的幫助。 ¥ 論文學和現實：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證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問題，堅持文學必須反映現實，在文學和社會關係方面，作者結合文學創作與文學發展的實踐，深刻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他認為文學反映社會，文學隨著時代而演變，不同的社會就會出現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 ¥ 論文學的內容及形式：指出〝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強調〝理定而後辭暢〞，主張文學的內容決定文學的形式，即文學的形式是為表現一定的內容而存在。《文心雕龍》重視內容，提倡〝為情而造文〞，同時也注意藝術形式的作用。劉彥和只是反對不顧內容片面地追求形式的作法。 ¥ 對前人創作經驗的總結：即〝論文敘筆〞，分別敘述了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 總之，《文心雕龍》一書體大慮周，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魯迅先生早已指出：〝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的《詩學》，解釋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模式。〞它不但在中國文學史上，而且也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注意釋詞題應先點明出處，然後再解釋其意。問題回答詳細完整，望繼續努力! 歡迎各界先進參觀在下 的Blog並留言! 在下還差訓詁學及中國古典文論選合共兩科便畢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