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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名詞解釋 □ 七月詩派：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形成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也就是抗日戰爭初期的一個陣容強大、政治傾向鮮明的詩歌流派。因胡風主編《七月》得名。代表詩人有艾青、田間和魯藜、綠原、牛漢等。他們以《七月》、《希望》、《泥土》為陣地，在他們的創作中，政治抒情詩佔有很大比重，內容多充滿愛國主義激情，呼喚人們的抗敵鬥志。 七月派在藝術上注重以熾烈的激情去撞擊人們的心靈，而不講究文學的雕琢、修辭。質樸、粗獷、奔放是七月詩人共有的藝術特色。他們出版過《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胡風的《為祖國而歌》，牛漢的《鄂而多斯草原》，魯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作。 《七月》雜誌於1937年9月在上海創刊，由胡風擔任主編。詩人陣容強大、思想傾向鮮明，有已經成名的詩人如艾青、牛漢、田間等，而更多的則是剛剛走上詩壇的青年詩人。在他們的作品中，政治抒情詩和描寫社會現實的作品佔有較大比重，多著重對重壓之下的生命、死亡與背叛等主題的思考。 《七月詩叢》的作者，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投身於時代洪流,有的更直接參加實際戰鬥,他們擴大了生活視野，為廣大群眾同仇敵愾的抗戰精神所鼓舞，深切感受到時代的氣息。這使他們的作品大多洋溢著戰鬥的激情,歌唱出祖國的覺醒和希望,也使他們的創作藝術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答得較為簡潔和明確 □ 抗戰小說。 抗戰爆發後，不少小說家即迅速地反映抗戰初期的社會變動。1937年7月以後的中國思想文化圈，仿佛只是在一夜之間，就結束了五四運動後的長達20年的混亂與爭執，流派與主題的細分再也不能牽動眾人的神經，“五四”所啟蒙的對於“個性解放”與“社會革命”的追求暫時擱置——在民族存亡之際，一切均理所當然地讓步，“救亡”成為唯一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學為武器，宣傳抗戰，動員民眾，激昂士氣和保衛國土。 茅盾以一位嚴肅作家的高度歷史責任感和敏銳的政治神經為抗日民主運動和抗戰文學的發展與勝利奔走呼號，抗戰8年，他的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第一階段故事》、《腐蝕》……他的小說創作也代表了抗戰文學創作的水準和發展方向。 巴金的抗戰小說有《寒夜》和《憩園》。《寒夜》是巴金另一篇著名的長篇小說。汪文宣與曾樹生的悲劇歸根究底是社會的悲劇，貧窮、失業、疾病等一切不幸都跟罪惡的戰爭及社會的黑暗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將之批判得入木三分。同時，作品中還蘊含著對人性、家庭倫理的思索實在發人深省。在藝術上，表現了巴金後期的美學理想――無技巧藝術。小說一開始，淒厲的防空警報展示了抗戰後期國民黨治區的典型環境：物價飛漲、人心浮動、謠言四起、警報迭起，喝酒、吵架、生病、死亡――作品的結構沒有刻意的佈局，情節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中自然推展，整部作品到了不資爐冶、自然天成的藝術境界。 艾蕪的《故鄉》、《山野》，艾蕪在長篇小說《故鄉》中從不同的側面描寫抗日戰爭期間國統區城鄉的生活以及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全書分六部，約五十萬字，是作者寫作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作品。小說以抗戰初期揚子江以南的多山地帶的一個邊遠縣份為背景，主人公是畢業於上海某大學的青年知識分子余峻廷。抗日戰爭爆發了，余峻廷回到故鄉，懷著滿腔熱情想干一番抗日宣傳工作。但是，回鄉後接觸了許多人和事，深感到「我們的家鄉，真是黑暗，黑暗，第三個黑暗」。他雖然富有愛國心和正義感，但面對著反動腐朽的社會勢力卻無能為力，對自己母親以高利貸盤剝農民雖深深不滿卻無可奈何，終因失望而再次離開故鄉。 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是抗戰初期國統區短篇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當時張天翼正在長沙從事統一戰爭的工作，他看到國民黨如何爭奪文化界抗戰後援會的領導，得手之後又不積極抗日，真的是“包而不辦” ，以達到限制、統制、取締民眾抗日運動的目的，反而專鬧磨擦，所以用了一天時間完成本作品。《華威先生》就是這種典型，無論他上闖下跳，都顯示出他的虛偽和腐敗的官僚特徵。 姚雪垠的《重逢》、《戎馬戀》，張恨水的《魍魎世界》、《大江東去》，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碩果纍纍、成就卓著的抗戰小說，形成了抗戰文學創作領域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勁旅，為抗日民主運動的推進傾盡了吶喊與呼嘯的責任。 《小兵張嘎》《烈火金鋼》《敵後武工隊》《平原槍聲》《野火春風斗古城》……幾十年來，這些抗戰題材小說和改編的影視作品，感動了幾代人。 反映冀中８００萬軍民反“掃蕩”鬥爭的劉流的《烈火金鋼》，反映冀中軍民長期艱苦抵抗的徐光耀的《小兵張嘎》、雪克的《戰鬥的青春》、李曉明等合著的《平原槍聲》、孔厥與袁靜合著的《新兒女英雄傳》，反映敵佔區地下鬥爭的馮志的《敵後武工隊》、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一大批作品。它們刻畫的史更新、張嘎子、肖飛、楊曉冬等英雄人物以及堅強不屈的抗日群眾形象，組成了抗戰時期抗日軍民的巍巍群像，鮮活生動，感人至深。
列舉了抗戰小說中的重要作家及作品，並能答出這時期小說的特點，答得不錯。
þ 論述題 i、 艾青的詩歌創作成就及其意義。 艾青（1910-1996）是開一代詩風的傑出詩人，其詩歌創作對“七月詩派”的影響很大，是“七月詩派”最具典型意義的傑出代表。 《大堰河》詩集中所表現的對於農村勞動人民的熱愛，發自內心的親近他們的要求，以及對於剝削階級的憎惡和決裂，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懷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說是作者過往生活和感情的總結，也是詩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創作道路的起點。如同生活道路是艱辛而不平坦的一樣，作者並沒有為自己的創作安排下恬適的途徑。 這首讚美詩不光是獻給詩人的奶媽，還獻給世上許多與大堰河一樣的奶媽們，和她們的兒子們。最後一句：愛我如愛她自己的兒子般的大堰河--一個母親的偉大的愛。這是一首敘事詩。 大堰河的形象是平凡的，平凡到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是貧窮的，貧窮到“一丈平方的園地”都被典押；她又是高尚的，無私的奉獻，樂觀的面對苦難。她是詩人的保姆，她更是舊中國所有勞動婦女品格的化身（呈給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正因為如此，大堰河的形象才有了更廣泛的意義。 其二，詩人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無限深情地緬懷，手段多樣，有直接抒發，有對比，有烘托，有詠歎，有反問等等。 其三，典型的細節描寫，如夢，多可憐的希望，對於大堰河來說，都只是奢侈的美夢，這是多卑微的人生和淒苦的命運。 《北方》集內包括了作者在抗戰初期的重要詩作。它們記敍著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不幸，如《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車》等。但更明顯的，卻是被民族奮起抗敵所激發的熱情和信念。《他起來了》象徵民族的覺醒，《北方》從民族幾千年鬥爭歷史中汲取力量，《風陵渡》則對現實充滿信心。面對著苦難和鬥爭，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命運都賦予這時代，這祖國的土地。他向著“中國的農夫”、“土地墾植者”、“少婦”和“母親”，訴說起自己這“農人的後裔”的“流浪與監禁”的身世和“憔悴”的生命，並詢問道：
中國， 這些詩歌反映了現實的生活鬥爭，包含著向上的思想內容，它們既不同於那些抗戰口號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對了逃避現實鬥爭的藝術的陶醉，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 一九三八年春天寫的《向太陽》是作者的第一首長詩，它不同於敘事詩或一般的抒情詩，而更象一首頌詩。作者在多年的創作中，一直表現出對於光明、太陽等的嚮往和追求，《向太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熱度讚美著光明，讚美著民主”(注：艾青：《為了勝利》，《抗戰文藝》7卷1期，1941年1月)。與抗戰初期熱烈的情緒相一致，它充滿了熱情、樂觀和希望。長詩共分九段，前三段寫他期待著黎明，並在黎明的歡忻中向見到的一切問早、祝福。 四、五兩段讚頌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啟示一切崇高的創造，啟發人們想起和嚮往革命的事物。 六、七兩段歌唱太陽照耀下的一切都變得美好，作者的視線轉向現實生活，那裏一片上升氣象，城市、村莊、田野、河流、山巒，都從絕望、痛苦、憂鬱中醒來，高呼、歡笑，傷兵們更崇高，陌生人變親切，少女們歌唱幸福，工人士兵們都為抗戰勝利，消滅敵人而奮起。 最後的兩段轉向作者自己的內心感受，太陽驅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熱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寬懷與熱愛”，他賓士著，向著太陽。長詩詩情聯綿，卻又層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發展，越到最後，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陽。 後來聞一多在談到詩人們的“知識份子氣時，曾說：“艾青說‘太陽滾向我們’，為什麼不是我們滾向太陽呢？”(注：《聞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間》)應該說，《向太陽》中是已經出現了這種思想感情的良好轉化的。特別是作者在嚮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領袖和理想的同時，更歌頌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導師列寧和《國際歌》等，這裏標誌著作者思想感情的趨向。 詩集《他死在第二次》內，最重要的是兩首寫於一九三九年春天的長詩：《吹號者》和《他死在第二次》。後者著力描寫一位受傷的兵士渴望戰鬥的激情，他接受祖國的號召，再次踏上征途，最後光榮地倒臥戰場。長詩歌頌了他的革命責任感和英雄主義，他的激情來自民族的覺醒和解放，他的無畏聯繫著祖國的生機和希望，一草一木都鼓舞著他再去為它而戰鬥、犧牲。雖然寫的是艱苦的戰爭，但長詩反映的正是勝利的信念。 同樣描寫戰士犧牲的《吹號者》，是比前者更具抒情性、更為豐滿動人的，這詩本身就象飛著“血絲”的號角聲那麼悲涼、莊嚴，作者的愛與沉痛，也如詩句一樣凝煉。他曾自稱這是“以最真摯的歌獻給了戰鬥，獻給犧牲”(注：《為了勝利》)。長詩形象地寫出了吹號者對號角的愛、對黎明的嚮往等，更深情地抒寫了吹號者青春純潔的心靈和美的形象：
現在他開始了，
直到他犧牲，作者還祝願：“而太陽，太陽使那號角發出閃閃的光芒……聽啊，那號角好象依然在響……”。 這些長詩，激動著抗戰歲月中鬥爭著的人們。 總括來說，艾青的詩歌具有鮮明深刻的形象，隨著詩歌結束，形象也就完成。形象，不僅指人，也包括物，以及思想等的形象化。作者認為，“詩人一面形象地理解著世界，一面又通過形象向人解說世界”(注：《詩論·形象》)。他的很多優秀詩作表現出一個特點：往往在一首或一段的最後升起一個意念，或一個思想，但這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他所反對的“浮泛……無力的叫喊”(注：《詩論·技術》)，它是在全詩中孕育起來的，是詩情的結晶，是形象的昇華，正是詩歌藉以感人的力量所在。這種形象，反映了作者對於生活的熟悉和理解的深度。 另外，作者筆下的形象，總是具有他極為執著的詩的特點，這在敘事詩中更為明顯。寫的雖是實在的生活，但手法上常常運用新鮮的比喻、豐富的想像，而產生的形象卻似乎比實生活更貼切。例如寫每天驚醒吹號者的，“是黎明所乘的車輛的輪子滾在天邊的聲音……是他自己對於黎明的過於殷切的想望”(注：《他死在第二次·吹號者》)。又如寫戰士前進在“眾人的願望所鋪成的道上……從今日的世界走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每個未來者都將以感激來追憶的道上”(注：《他死在第二次·他死在第二次》)，即精練地寫出了戰士們的責任感、鬥志、戰鬥的意義，又具有詩的美感。
列舉艾青的詩歌來論述其藝術特點，具有說服力，但這些具體的分析最好能加以總括，從總體上歸納艾青詩的特點及歷史地位，並請注意答題時的點面結合。 i、 總結分析民族解放時期的文藝思想爭論。 在抗戰文藝運動蓬勃開展的同時，文藝界也連續發生幾次爭論，最早出現於“暴露與諷刺”問題的爭論。 抗戰後由於民族意識高漲、反對帝國主義主義的思想奴化政策，文化的民族性的問題便被人們所重視，促使新文學民族化。這時中國共產黨在犯過幾次“左右”傾路線錯誤，吃夠了教條主義之污之後，開始認識到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路線互相結合的重大意義。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工作，分別於1938年10月及1940年初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及“民族的形式及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這些主張推動了文藝界通俗化和舊形式的運用。 1939年至1940年間，在解放區與國統區掀起了民族形式的討論。郭沬若、茅盾、艾思奇、周揚、胡風等都發表了重要的論述。這場討論實際上是對五四運動新文學發展中接受外來影響與繼承本民族傳統的得失的一次檢討。在討論中出現較為極端的意見：林冰提出民間形式是民族形式的泉源，完全抹煞五四運動新文學。葛一虹在批評林冰時又走向另一極端，全盤否定民間文學，認為是封建殘餘的反映。因此形式的中心源泉在1940年曾成為討論焦點。 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都指出五四運動新文學主要接受歐洲文學的影響，而郭沫若認為百年來我們的民族不斷振作和吸收外來的事物以補救自己的落後。此外，儘管魯迅等人已創立了新的民族形式，使民眾與文學之間接近了一大步，但由於當時對民族傳統的極端否定，從而忽視了舊形式的意識和全盤西化，令文藝之民族新形式還沒臻最高境界。於是某些作家提出該照顧農民水平的大眾性，可以同時達到高度的藝術性，兩者互相容合。簡而言之，他們就是“揚棄五四時否定的一面；但還得否定它肯定的一面。” 郭沫若精闢地指出：“外來形式經過充分的中國化是可以成為民族形式乃至民間形式。”
這時期主要文藝思想只有兩次嗎?請仔細查閱後再補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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